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语言学领域里面有两次大的研究范式上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和乔姆斯基语言学密切相关。行为主义心理学将人的感知、理解还原成刺激反应，其哲学根源是经验主义。而认知心理学开始重视人的内心，即如何整理、表征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在哲学层面上转向理智主义。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也加入到认知心理学中，成为反行为主义语言学的重要一脉。

乔姆斯基语言学反对斯金纳的语言学。斯金纳认为语言是人习得的过程。但乔姆斯基认为，外部世界给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人的语言生成机制是无限的。乔姆斯基因此提出“转换生成”的说法。他发现了语言当中的各种句法。句法是人类理性的核心，掌握了句法便能不断转换生成各种语言，而语音、语义等等都是次要的。

然而，在客观化的层面上，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殊途同归。形式理性是语言学家建构出来的。形式将它客观化、对象化。这种理智主义客观化引起了莱考夫的批评。也就是把人类所建构的存在于语言内部的（所谓“语法规则”）总结出来、形式化以后，再把它对象化、客观化，也就是把我们（认识主体）和它切开。

第二次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转向，和莱考夫和约翰逊相关。他们针对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向他发难。他们认为肉身和世界的结合不可分，而不是像乔姆斯基一样，将总结出的语言规律转换和人类肉身隔开。莱考夫认为语言是身体的隐喻，即肉身最初和世界打交道的原初的关系，默默地和世界相会。

语言学方面的具身实在论认为，依靠我们身体的默会，在我们身体和外部世界的二者下，共同建构出概念范畴。

过去的传播研究建立在离身观的基础上。离身观有两个方面：从经验出发的行为主义离身观和乔姆斯基的理智主义离身观。

传播学的传递观和行为主义离身观类似，例如早期传播学的魔弹理论。在行为主义看来，接收者完全是对象，传播者完全是主体，主客观彼此对立，传递观把经验对象化了。

符号互动论是对行为主义刺激反应论的部分纠偏。它在“刺激”和“反应”中增加了“解释”的环节，即，在接收二者间增加了理性的成分。但其实还是在寻找二者都是对象的平衡。

传播学的仪式观和乔姆斯基语言学类似。它将人类后天建构的仪式、文化、话语加以对象化和客观化，再来分析人类的传播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具身传播是对过去传播学研究的反思。这也是具身传播提出的根本原因。

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九九归一，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隐喻。说话人将思想与意义（物件）置于词语（容器）中，将它们（顺着管道）传送至听话人，然后由听话人将思想／物件从词语／容器中取出。这个“管道隐喻”左右了整个传播学的研究，具身的角度就是重新换一个思维方式。

人工智能分为老式和新式。老式的计算机追求一种计算逻辑，和乔姆斯基语言学类似，通过形式的归纳总结去表征世界，以不变应万变，是理智主义的。而新式人工智能是依赖语料库，模拟大脑的运算，是经验主义的。

老式计算机很难通过转换生成的规则，自上而下地包含千变万化的语言现象。而新式计算机也存在“过度离合”的问题。因为统计学的数据，新型计算机可能会提取出一些边缘的、不是语言规定出的属性。

人工智能解决的是实用性问题，认知科学注重的是解释人类心智与认知机制。但在实际过程中，人们会误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对人类心智和认知过程的解释。也因为二者的混用，人类的心智会被比喻成计算机，人与人的交往是被计算机的算法计算出来的。

同时，互联网强化了“管道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