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刘勇，博士，安徽大学pg电子直营 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问学者，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曾获得：安徽省首批省级“教坛新秀”、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安徽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安徽大学首批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安徽大学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等。

2017年3月17日中午，安徽大学pg电子直营 副院长、刘勇副教授应邀来到418博士之家，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博士论文《嬗变的轨迹——1978年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发展研究》。这也是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12期（总第82期），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赵梦溪博士主持本次讲座，并向刘勇老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前三季的文集。

本次讲座围绕“博士论文选题、《嬗变的轨迹》关注的核心问题、博士论文的研究进路、博士论文的框架”等几个问题展开。

一、博士论文选题

对在座的博士同学而言，博士论文写作是学术生涯的起点。关于“选题”从何而来的问题，刘老师谈到：现代学术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出发的，这里的“问题”可能是专业领域的专业问题，也可能是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对研究者而言，有无“问题意识”就显得特别重要：首先，我们要抓住真的问题，即真实存在的问题；其次要抓住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这个价值包括两个层面：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找到一个好题目就是博士论文成功的一半。

刘老师介绍到，这篇博士论文写成于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年，题目是关于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嬗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但也是一个做起来很辛苦的题目。

刘老师在讲座中提出寻找选题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五组关系：

1、“热与冷”

新闻传播的学科特性决定了这个领域的很多议题与热点紧密相连，这一点我们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指南中就可以窥见一斑。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未尝不是好事。但这对于学者个人尤其是博士生而言，则需要警惕那些过“热”的选题，因为很多热选题往往就似一阵风，热闹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被新的热点所替代，缺乏可持续的学术张力。刘老师进一步指出，博士论文是大多数人的学术起点，所以不要轻易跟风。反观这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在当时属于相对较冷的题目，做的时候很寂寞，也时常怀疑背后的价值。但今年国家社科基金就把“新闻文体与媒介变迁”放进了选题指南。最近在申报过程中，他收到了很多想要申报此类题目的研究者的咨询，探讨新闻文体题目的学者越来越多，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由此可见：热与冷永远都是相对的。很多时候，当记者要追逐热点，但是作为学者，尤其是做博士论文时，应该要考虑坐冷板凳。刘老师很欣赏《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因为它看到了被热点遮蔽的东西。

2、“大与小”

选题什么为大，什么为小？刘老师介绍到，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相对比较大，跨度三十年，之所以敢做是因为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看了李良荣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1815-1949年）》，该论文考察了一百年报纸文体的发展历史，但李老师做到1949年就没有往下做了，这使他受到鼓舞。刘老师回忆自己当时是“无知者无畏”，就想接续李老师的研究。后来真正做下去，才发现难度越来越大，于是只得将研究范围不断缩小，最终博士论文选定的时间段是从1978年到2008年。直到2013年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才重新选择1949年为研究起点。

3、“理论与实践”

新闻学是一个相对尴尬的学科，在人文社科领域，“新闻无学论”长期甚嚣尘上，虽然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努力下，才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调，奠定了新闻学应有的学科地位。但其他学科真的会这样看吗？不一定。刘老师认为，我们和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相比，在理论性方面是有短板的。所以当年有人提出：因为新闻学的起点与归宿都与实践密切相关，源自实践，又要指导实践，所以新闻学的研究更多只是一种“术”而不是“学”。事实上，新闻学研究历来被分为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从考研到考博，新闻学的分类显示出史论和实践的泾渭分明。在人文社科领域，新闻学被大家轻看了；而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应用新闻传播学又被整个学科轻看了。大家都认为应用新闻学就是在做业务，而业务方面的研究往往新闻业界的人不看好，觉得学界的业务研究难以指导业界的实践；而在一些做史论研究的人看来，应用新闻研究似乎又太浅了，因为理论性不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

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了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学者们就在讨论、思考为什么应用新闻传播学常常被诟病“没学问”？刘老师当时的观点是：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这个学科。我们去看第一代学者的相关著述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把新闻学的研究分支分得那么细，各分支之间是融为一体的；后来由于学科发展的要求，由于个人精力、能力所限，研究分支越来越细，但是不代表学者做研究也一定要这么细。他经常对研究生讲，应用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应该不分家，理论类似于武功心法，而业务则像是武功招式，练的时候可能分开练但等到闯荡江湖、与人一争高下的时候，肯定要合在一起来用。

4、“个人能力与资料获取”

刘老师在做这个博士论文之前，曾有两个更想做的题目，一是做上海《新闻报》，这是旧中国上海最早的财经类报纸，上海人称之为“柜台报”。他当时专门到宁树藩老师家去请教。宁老师说《新闻报》不像《申报》留存有完整的文本，他在上海几十年，也只是零星见过。于是只好作罢。第二个想做的是储安平的《观察》，但发现有些问题自己当时完全驾驭不了。最后根据老师们的建议和自己的思考，选择了新闻文体这个选题。刘老师强调，选题时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能力问题，先自问能不能驾驭这个题目。

5、“个人困惑与专业问题”

这是刘老师在选题中特别受益的地方。问题意识是什么？其实就是个人困惑。他谈到，2005年去复旦读博的时候一开始充满了学术的野心，但是做着做着就被很多挥之不去的问题所包围，比如，“为什么这个学科时常被诟病没学问？应用新闻学的研究为什么难以深入？新闻文体的研究就只能龟缩为不同体裁特点与写法的总结吗？”当时觉得“无解”，特别苦恼，也很迷茫。后来看了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终于豁然开朗。该书提到一对重要概念：“环境中的个人困惑”和“结构中的公共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现实、对专业等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个人困惑，只有把这些困惑放到社会结构中去，把它和公共问题勾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依据个人困惑而发现的问题，常常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但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只有放在社会结构中寻找论题，才可能具有公共性和普适性。

《社会学想象力》这本书对他的博士论文有着最直接的帮助，让他意识到个人困惑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刘老师把这个核心概念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置换了一下，置换为个人困惑与专业问题。当年单波老师评审他的博士论文时评价道：“选题感觉很好”。

二、《嬗变的轨迹》关注的核心问题与具体研究的展开

这篇博士论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呈现：1978年以来，伴随新闻改革的历程，我国报纸新闻文体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其背后蕴涵了哪些规律性的质素?不同因素又如何促发和影响了新闻文体的发展?本论文立足历时性维度，在考察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脉络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论文从“历史一现实”、“理论一实践”两条路径切入，着力贯通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领域，将新闻文体研究置于历史、理论与业务的立体网状的研究框架中，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既立足于新闻文体自身的发展逻辑，又力图跳出单纯的业务研究层次，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历时地考察新闻文体的实存状态和发展脉络，从中探寻新闻文体与社会生态环境、媒体竞争格局、读者的接受心理以及新闻从业者自身独立的文体意识、学术界的对应性研究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寻求其中的普适性规律，最终从“实然”中探索“应然。

论文还借鉴文体学的相关知识，从内涵上厘清新闻文体的基本特质及其发展的逻辑线索，加强对不同历史分期新闻文体的原色分析、原因解析以及规律探寻，进而探索新时期报纸新闻文体发展的基本趋势，从整体上为新闻工作者勾勒出新闻写作理论、历史与实务的“知识地图”。

1、新闻文体的内涵和核心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形式和观念。

文体是表象的东西，其背后是新闻观念的变化。三十年新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宣传性的写作到后来的专业写作，新闻文体质的规定性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变化的是文体形式，支撑这种变化的是新闻观念的变革。八十年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也是新闻文体突变的重要时代，论文对这个时代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论文写作时，刘老师发现当时关于新闻文体的相关研究和分析往往仅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大量研究是对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对新闻作品进行赏析。这种研究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但时至今日，研究者必须改变这种研究理路。2016年在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名记者研究”学术会议上，刘老师的发言题目是“超越新闻赏析——名记者研究的路径突破”。这是一个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的题目，他认为好的新闻业务研究应该是以业务问题为切口，以打通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三大研究领域为旨归。这是一种研究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论文的研究进路、框架与主要内容

本篇论文采取的研究进路是以新闻文体的发展为经，以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变化为纬，勾连一张新闻文体发展之网，一方面突出新闻文体自身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又着力跳出单纯的业务研究的层次，来展示三十年来新闻文体发展的一个实存状态。这种研究思路明显与传统的业务研究有所不同，为此，他又刻意设计了一个与以往文体研究大不相同的框架：

第一章：历时展示新时期30年新闻文体的发展脉络（历史演变与范式转换）

第二章：透过获奖新闻文本（作品）来描述、分析和评价新时期新闻文体的发展

第三、四章：着意探究新闻文体发展进程中“人”（记者）的因素的影响

第五章：立足“学”“术”互动的角度，从对“术”的梳理中观测“学”的因素，从“学”的导向中反观“术”的变迁。

刘老师在论文第一章通过纵横两个维度的考察，既历时呈现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30年的演进历程以及各个阶段新闻文体的基本特征，又从中提炼出“宣传范式”、“故事范式”和“专业范式”的不同文体特质。

第二章关注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同时又作为专业领域的重要的“风向标”的“国家级新闻奖项”的设置对于新闻文体发展的影响。新闻作品类奖项是介于国家意识形态和专业话语两者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叉点。论文对1979-1988年“全国好新闻评选”和1990-2008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样本842篇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工作量很大，既有内容分析又有文本分析，还有文体的要素分析，这一章是最后写的。最先写的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接着写了第五章和第一章，最后写了第二章。

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写什么呢？明明新闻文体和人的关系那么紧密，但是在以往新闻文体研究中却常常看不到“人”，名记者研究中看不到名记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章强调的是整个记者群体文体意识的变化。文体意识是从文体学中挪借的一个概念，文体意识与新闻敏感一样，都是衡量其专业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首先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之一就是对新闻文体的敏感度。在具体新闻实践中，一些有经验的记者常常在采访过程中甚至采访之前，就已经能够比较明确地知道：这一新闻事件最适宜采用什么新闻体裁、行文的基本结构怎样以及如何表现等等。所以第三章就选择了大量的记者为研究对象，观察他们与新闻文体之间的关系。在八十年代，记者与文体是一一对应的，一讲到深度报道，就会讲到张建伟模式，一讲到散文体，就会讲到穆青与郭玲春，还有新华体、对话体等等，讲到这些风格都可以和记者一一对应。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突然就转变为媒体和文体之间一一对应，比如冰点文体、南周文体、南都文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需要探究背后的原因。第四章则选了三位最有代表性的名记者来论述记者个体与文体之间的关系。

这篇论文最有争议的是第五章，当时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研究文体，从业务一下子转到了对学界的研究，他把三十年学界对业务研究的整个的过程进行了对比梳理，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当时写得时候，这一章是最没底的，也是最想写的，但正是这一章区别了以往的同类研究，从学术的角度去观照实践，反思实践。

三、应用新闻学的研究困境

应用新闻学到底应该“顶天”还是“立地”？我们形象地把史论比喻为“顶天”，业务则是“立地”，我们只有“立地”才能“顶天”。目前，我们的研究中存在一个不好的倾向：为了让业务研究显得理论化，很多研究人为嫁接了很多与此缺乏关联的理论进来。刘老师解释说：当使用新理论来解释新闻现象的时候，就相当于走进一个屋子，可以从正门进，可以从后门进，可以从窗口进，可以从屋顶跳下来，每一种方式看屋里东西，其角度是不一样的，因此，看到的东西自然也是有差别的。如果你看到的东西完全一样，那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想各种进屋的方法——也就是用新的理论？比如“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一度在我们的研究中泛滥，但很多研究根本没有弄清楚这个概念的适用性。再比如，用叙事学理论研究新闻作品，它应该是一个理论武器，帮助我们看到新闻作品的内在机理，而不应该是用新闻作品来印证叙事学理论的正确，那样就显得本末倒置了。

应用新闻学源自实践的，但为什么又难以指导实践？为什么对实践缺乏解释力？它有没有理论化的可能呢？刘老师认为是有的，默顿的中层理论对他的启发很大。他认为应用传播学的理论化可以提升到中层理论的层面上，可以复归到对新闻实践有解释力同时又反过来对新闻实践是有推进力的。应用新闻学没法做宏大理论，中层理论相对而言是对实用新闻学理论研究最为契合的。刘老师常常对他的学生讲，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要构建一张知识之网，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有张力的选题；而不是泾渭分明地增加不同分支之间的藩篱，举例来说，新闻价值的研究，可以从价值哲学的层面上来研究它；可以梳理分析新闻价值历史；可以做新闻价值在实践层面上的应用，你说它到底是理论的、业务的还是历史的？都是又都不是。研究领域的区分界定不应该是首要的，而研究问题才是首要的。

四、不要奢望你的论文无懈可击

虽然十年过去了，但刘老师对他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依然历历在目：2008年的大年初十，他带着写好的一万字回到学校。当时大家都在过年，复旦没什么人，只有野猫在楼道里跑来跑去。时不我待。他给自己订了一个规矩：每天必须写三千字，没写够字数绝不睡觉。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到三月中旬预答辩的时候，写好的部分很顺利就通过了，于是就决定休息三天。没想到三天之后什么都写不进去了，光重新进入之前的写作状态，就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因此，他认为写博士论文一定要一鼓作气。讲座末尾，刘老师鼓励大家：博士论文写作对每一个博士生来说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是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开启职业之路的一个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不要奢望自己的论文无懈可击，问题是必然存在的。这是一个学术训练的过程，不要把博士论文看作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博士论文更重要的是对人的一种修炼，是一种专业性的修炼，是对学问追求的苦行。

在场的老师同学们就讲座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提问如下：

问题一：

【问】16级博士生：刘老师好！从您的博士论文中我受益多多。我的问题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使用Twitter非常频繁，互联网上以社交媒体形式推送新闻不在少数，对于这样一种形式，您怎么看？此外，我们知道麦克卢汉讲“媒介即讯息”，这一概念是否能与之关联？

【答】在文体研究中，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非常可惜，我们对“技术对新闻文体的影响”这一议题，目前深入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讨论新闻文体独立性这一层面上。新媒体时代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不管Twitter还是博文还是微信的表达，包括表情包，都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变化，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第二是媒介形态的变化一定会对新闻文体产生大的影响，媒介即讯息强调了媒介形式层面上的作用，微信的点赞和评论包括表情包的使用，这些背后微秒地体现了人们交往方式变化，自媒体时代，信息传输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未来新闻文体的走向。但是，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新闻文体无外乎分为消息、通讯、评论、特写、特稿等等之类，这种分类很狭隘，新闻文体更重要体现为一种话语的呈现方式与结构方式，换句话说，它解决的是“怎么写”的问题，而不是“写什么”的问题。自媒体出现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个性化”！只要你具有独家的内容和独特的文体表现力，往往就能脱颖而出。我记得九十年代新闻学院招生的时候并不太重视学生“文笔”，有人甚至说：文笔不好不要紧，会写新闻就可以了，好像写新闻不需要文笔一样。今天不行了，很多名记者已经开始做“专栏作家”，好的内容一定需要好的表现形式。近年来一批诸如《大平洋大逃杀》、《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等特稿的影视改编权相继被被电影公司高价购买，既凸显了“非虚构写作”的热度，更彰显了这个时代对好故事的旺盛需求。好故事不仅需要好内容，更需要好的表达。信息过剩时代，千篇一律的东西必然无人问津，当年微博140个字的限制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它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思维，包括我们写作方式。我们现在的很多研究生写长文已经不行了，基本上140个字一段，段与段之间缺乏逻辑。事实上，学术写作要求应该更严谨，该放第二段的就不能放第三段，该放第三段的就不能放第四段。如果你的论文被老师划改成一幅“行军路线图”的时候，就说明你的文字是没有逻辑的。

问题二：

【问】16级博士生：刘老师好！感谢您分享的内容，您的研究思路对我很受启发，我想请您详细解释一下您在讲座中提到的用叙事学理论去推进新闻文体研究的具体状况？另外想请问一下在您的研究中主要使用哪些研究方法？

【答】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叙事学有哪些理论？有哪些方法？哪些可以放到新闻文体的研究之中。但是，无论是作为研究视角还是理论框架的叙事学，引入新闻文体的研究都不应该是为了印证叙事学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而应该发现新闻文体自身的规律性。这方面，广西大学黎明洁教授做出了开创新的研究。她在其博士论文（《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复旦大学2007年版）中，引入叙事学视角，对新时期700多篇新闻获奖作品进行了研究，探查了新闻文体的叙事视角、叙事主体、叙事结构、叙事模式，从而更全面、跟专业地展示了新闻文体的独特性与内在特质。这种研究路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不是为了刻意增强业务研究的理论性，也不是为了印证某种理论的正确性，而是从自身研究的问题出发，其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都是为了解决新闻传播领域内的问题，这是我特别欣赏的研究。

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无论使用质化还是量化的研究方法，有一点必须明确：方法永远为研究问题服务，千万不能唯方法论，为了让自己的论文显得高大上而使用的研究方法，就不是从实际研究的需要出发。我认为一项好的研究首先要看其提问方式，还有你要“问对”问题并且问“对的”问题，这两点做到之后才能谈方法。本篇博士论文的方法在具体章节使用了文本分析和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当时时间不够，如果辅助以深度访谈可能会更好。现在年轻研究者有了更为严格的学术训练，过去更多地关注思辨过程，现在学术规范性强调得更多了，但这永远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束缚，一定是先有问题，再有方法。

问题三：

【问】新传院硕士研究生：刘老师好！我的问题是，您也介绍了过去曾经出现过一批个性鲜明的名记者，为什么在今天名记者却很难出来，从人与文体的对应到机构与文体的对应，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

【答】这也是我后续研究中想要回答的问题。八十年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大环境对媒体的影响很大。九十年代，媒体开始了成熟的机构化的运作，《经济观察报》前总编何力讲，“新闻就不仅仅是一个记者的文风、个性和个人意趣的产物，而应该是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媒体需要有一个流程与质量监控的体系，对每一个记者的产品进行规范，使之合乎媒体整体定位、风格的需要。”著名特稿记者南香红发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就跟一个大车间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小螺丝钉，每个人完成一个小豆腐块，它是这样一个整合。”《中国青年报》李大同说，“冰点”的新闻稿都是整版八千字，要让读者读了之后欲罢不能。冰点的编辑就类似西方新闻界的“新闻改写人”，负责将记者的稿件反复逐字逐句打磨，所以大家看冰点的稿件风格很类似。这一切都表明：新时期记者的稿件慢慢向着媒体固有的套路去靠，2000年以后，新闻专业主义确立，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已经对记者形成一种职业意识形态，而对机构化媒体的风格必然会促使记者去适应，否则记者就无法获得发表机会。而自媒体时代的改变是什么呢？又从媒体变为了个人，自媒体必须要有特色才能存活。举例来说，安徽一家纸媒有两个女记者，她们开了两个微信公众账号，一个做女性文学，一个做娱乐新闻，这两个公号一年的产值已经超过这家纸媒了。一开始我不知道他们她们盈利的方式，后来发现，会有一些产品品牌的植入，她们是非常专一、特色非常明显，只做擅长的东西。所以今天又回到了个性化特色的维度。

问题四：

【问】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刘老师您好！我想请问：媒体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传播政治文化，您刚才说新媒体的崛起实际上带来相对以往传统媒体的一种碎片化的信息，以往的整体化的信息实际上是有助于政治文化在认知和视野上是较为全面的，但现在自媒体也好，社交媒体也好，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实际上是把公民塑造成一种极化的公民，在您看来，国内新媒体出现之后所带来的新闻状态会不会造成一种公共环境的撕裂或者是对政治安定的冲击？

【答】这是一个目前新闻传媒都在关注的问题，群体极化现象，我们说现在新闻反转，其实不是新闻在反转，而是舆情在反转，社会情绪在反转，我个人比较浅薄的认知是：第一，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状况，你不能把它单纯说成自媒体或者媒介技术必然导致的后果，因为这种讨论最后必然会导致的是对自媒体无限制的管控。第二，必须看到当下中国社会，公民阶层整体的素养，包括媒介素养、政治素养、文化素养等都亟待提高。目前的现状其实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昨天我上课时，点评的一则新闻就非常有意思：某地一位交警拦下了一位骑摩托车的老大爷，结果发现，这个老大爷已经80多岁了，交通法规明确规定这个年纪的老人已不能再骑摩托车了。记者在报道中更透露，老人骑摩托车是为了接他已经一百岁且生病的老母。交警对老人进行严厉批评，扣车罚款之后，让老人离去。这样一则新闻，网友是如何评论的呢？很多评论说，这个交警太坏了，你就不能处罚完以后再开着车把人家母亲接过来么？还有人讲中国交警只知道处罚，老大爷年纪这么大了你还处罚。这些评论背后凸显了今天中国社会舆论是何等复杂。于是，我们发现网络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鸡同鸭讲”的情况：明明在讨论规则，对方非要讲人情；明明讲人情，对方又说国情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社会中的很多对话、争论看似热闹，其实却并不是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展开的，这样，推演出的结论常常是：“网民永远都是正义的，路人却大都是冷漠的。”假设方才的交警真的帮忙把老人送到医院，也一定会有人评论这个交警擅离职守。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等硬件的东西发展得太快了，但是管理水平、公民的素养等“软件”的建设却并未跟上。所以自媒体所带来的种种变化，比如舆论场的分化与撕裂、次生舆情的生成与演化、公众情绪的多变与反转等等，需要我们结合整个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理性思考，谨慎判断。李普曼在90多年前的提醒仍言犹在耳：“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

刘勇老师的著作《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嬗变 1978-2008》已于201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