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她做过党报记者，写过专栏，翻译过书籍，被邀请写过书，既是华师大的在读博士生，又是《凤凰周刊》的文化记者。那么，除去这些身份的象征，这个吴海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作为97级新闻系优秀的毕业生代表，在母校110周年校庆之际，被邀请回校参加pg电子直营 校友代表大会暨校友理事会成立大会。
我和同学就是在这一天对她进行的采访。
对于这次的采访，我们事先和她取得电话联系。我们说明采访缘由，她很谦虚的说自己不够资格作为这次主题的被采访对象，还向我们推荐了其她的人选。当我们说采访她是任务时，她又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由于她也不知道学校这边的具体日程，因此采访时间也就没有定下来，在正式采访的那天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就来到了鼓楼校区，在费彝民楼的五楼办公区域处的一个环形沙发上准备着。怕错过采访时间，在等的过程中打了两个电话过去询问，然后我和一位同学在费彝民楼下等她，在会议开始的前十分钟，她出现了，她穿着米白色的休闲西装，黑色的西装裤，很正统的装扮，一位男士在她身后半步跟着她，两人阔步向会场走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然后我们带她去会议厅，在这途中她介绍旁边的男士，是她的老公，也是南大校友，看上去一个很时尚有很随和的男子。在这期间我们商议了采访时间再会后，最后在会议开始前她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在会议之后，我给你们打电话。”原来她还把我们当成孩子。
这样的回答打消了我们之前顾虑。原来她是那么亲和的人。
然后我们没有出去而是参加了会议。会议之后增加了一个小型的会议，我们说可以等她参加完接下来的会议再接受我们采访，可能她觉着让我们久等了，就没参加接下来的会议，而直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不安于现状
吴海云，从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就去了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工作，两年后，也就是2004年去了英国拉夫堡大学读硕士学位。2006年回国，回国后，当了一段时间的自由翻译，也翻译了一些作品，当时她在考虑能不能当一个自由的职业者。翻译了几本书之后，发现钱比较少，养不活自己后，就到了《凤凰周刊》做了文化记者，有时还会给其它的周刊写稿件，但主要还是凤凰周刊，现在还在给南京的凤凰周刊下的一个子周刊写一些稿件，而翻译基本上是给公司做一些。“这样钱比较多一些。”她说。
“如果当初待在《解放日报》不动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是副处级了。”她略有思考地，好像在回味着什么。“当时果断离开是因为后来写文章时，发现写着写着思想就空了，觉着是时候学习了。”她就是一个爱不断学习的人，认为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才能建筑成一个“大家”。选择出国，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但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问她有没有后悔过？她抿嘴一笑说：“没有，现在反而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现在她是《凤凰周刊》的文化记者，还是在读华师大博士生。选择这样的双重身份，她认为这样可以让她直接接触更多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向她采访过像钱理群那样的大学问家讨教，如果她仅仅是一个学者，就像她仅是一个博士生，根本没什么机会去找到他们，但是如果是一个媒体记者，就有这个机会找到他们。“或许以后这样还不能满足自己的话，那么我还会继续的学下去，就像现在在读博一样。” 她补充说道。 

　　女权主义者
当年他的论文指导老师胡翼青这样评价她“她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一个女生。”“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在课堂上，她会比较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97级的班导祁林老师这样说道。“强势，追求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新世纪女性。”这是她老公孙翔对她的评价。她的好友吕剑波对她的评价更直接：“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对于老师和家人朋友对她的评价，在我们看来她不像那样的人，觉着她更像是一个活泼、开朗并能很快和不熟识的人熟络起来。在采访的时候，还发现只要是碰到教过她的老师，她都主动打招呼，而且老师也都认识她。觉着这一点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做到的。
        她对记者说，这种性格的形成是在她幼年的时候母亲对她的教导是有关的。她这样形容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则是一位非常聪明、并且勤奋好学的女性。她初一便遭遇了文革，所以直到生我（1979年），都还只是初中文凭。但她凭借自学和社会教育，从高中、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拥有硕士文凭和剑桥商务英语证书。”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母亲对她的影响最大，母亲让她知道持续学习的重要性，也让她对于年龄的增长、岁月的磨砺毫无畏惧。也许更重要的是，母亲用实际行为告诉她，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努力，家庭和事业、学业，是完全可以兼得的。
    除了家庭的影响外，她的高中上海复旦附中对她个性影响也很大。高中的班主任是个很特别的老师，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不要动不动就怜惜自己；抑或是，人要舍得对自己残忍一点。”这个对她的触动挺大的。
她补充说：“ 而南大对她个性塑造的影响最大，应该来自于我大三那年参与的辩论会，是辩论赛的主力加队长。从中，培养了她对于学术的热爱，对于逻辑思维的重视，也尽情地释放了自己在辩论、演讲方面的天份。很少有一个活动，能让你一方面更谦卑，一方面又更自信。”
她说真正能体现她一个人的独立：是一个人背包在欧洲的生根地区旅游一个多月。这个也是她至今做过最开心的事情。而欧洲对她的人生选择也是有影响的，她的信条是一个人不应该追随世俗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而是追求你自己认为更幸福的东西。
然而她还是一个“玉米”(李宇春的粉丝)，她的好友和老公对这件事，都很难理解她的这种行为。其实包括我们也很难理解。
她向我们说明了真实的原因：2005年的时候，也就是超女风靡全中国的时候，她在英国，听闻国内的风潮，觉着也应该跟进一下，看了超女的比赛视频，就一下子喜欢上了李宇春。她就和跟国内的玉米朋友说了一句话，至今她依然觉得很经典，就是：“生女莫如李宇春。”
现在，她会尽量每年去参加她的WHYME音乐会。比如今年她就去了深圳。但是，她不会找机会真正认识她。觉着没必要。有这样一首玉米之歌，叫《和你一样》，其中两句歌词表达了她、以及所有玉米对李宇春的感情：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与此同时，她也愿意见证自己的成长，永远为自己鼓掌。很多的玉米都和她一样，在李宇春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投射，抑或是自己理想的投射。
现在她们几个以前在辩论队的女同学都是玉米，玉米群有一个很大的博士群，这个原因很简单、正常。她心目中的李宇春：“是一个非常自我，不取媚于人，独立。有一点中性化，这个往往和那些追求独立的女性相契合。”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在是一个男权社会，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如果你顺应这个男权社会的规则，也许你就能够活得更轻松自由一点，但是如果你不顺应，就像李宇春，人们对于她的最恶毒的攻击说她像男的。说到这儿她很气愤地说：“这个算什么东西啊？她就长成这样。对于她的攻击非常的厉害，从一开始到现在说她男不男女不女，好，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就是知道自己的追求是什么，就是音乐，自己编舞、编曲等，在我们女权主义者看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说着说着，她遗憾（自己的孩子是儿子）地抬头望向了天花板在构想着她理想的女儿说。“她就是我梦想中的女儿，强大、明亮、干净、美丽、自我、而且不断在进步……”
对于儿子，在社会对于男孩子的要求本来就是要很强的情况下的时候，她期盼他也会成为像自己一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

　　有目标的理想主义者
　　就像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南大的新闻系。那是1997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希望她选择法律什么的。但是她不愿意，因为那个时候的新闻记者是特别放光彩的时候，出现了《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有种横空出世的那种感觉，白岩松、水均益都有偶像的感觉，包括吴小莉。那个时候的新闻和现在的新闻是不一样的，那个在很长时间感觉新闻成为大家尊敬的一个职业，那个时候自己很傻，自己一定要选择这个职业，记得特别深刻的印象是97年香港回归。 
        我们问她，现在呢，现在还有当初的新闻理想主义吗？她回答，现在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学界和记者界之间的一个桥梁。发现她自己在当记者的时候是在报道学界的一些事情，在做学问的时候关心的是媒体上的东西，这两个是她不能割舍掉的东西，希望写出来的东西是给大众阅读的，但是又不是那种口水书，而是类似像何伟所写的《江城》那种，非虚构类的东西，非常好。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江城》在美国畅销超过十年，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首选图书，有美国大学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南方人物周刊这样评价“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当被问及做记者写报道与写书有什么不同？
她认为其实还是有不同的，比如一个贫民窟，要是问这个贫民窟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肯定会有一大堆，一篇报道很难说明问题。而写书，像加拿大记者兼作家道格·桑德斯的《落脚的城市》就是这样一本书——探讨新闻背后的一些东西：除了探讨贫民窟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新闻表面的内容，还会转变视角发现，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具体计划，他们希望为自己、为自己的孩子赢得在城市生活的机会。最主要的区别还是视角的问题，像报纸和期刊远远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很需要这么样的一本书。对于未来，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这样写书的记者，不是做一纯粹作家。而她比较想写一些真实性的东西，就是非虚拟性的，虽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但是她会努力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当她走在鼓楼校园里又看到了“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荣”这熟悉的横幅标语时，她自信的向老公说：“我希望成为那样的人……”
    （王振娟  殷溶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