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兆颖(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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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白净 张晓雨
编者按: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瑞士摄影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既拍过毛泽东,也拍过蒋介石;拍过八路军,也拍过国民党军队;拍过各路达官贵人,也拍过普通老百姓。他就是瓦尔特·博萨特(1892-1975),第一个到延安的欧洲摄影记者。博萨特以黑白两色,通过中立的镜头,记录了中国的关键十年。
瓦尔特·博萨特(Walter Bosshard)1892年11月8日出生于瑞士苏黎世,1912年进入苏黎世大学,主修艺术史和教育学,毕业后在远东做商务代办。广泛的兴趣爱好激发他周游远东列国,并对摄影产生兴趣。
1930年,他报道了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领袖圣雄甘地发起的“食盐进军”(salt march)事件。1931年,作为独立记者,博萨特为多家欧洲媒体供稿,四处奔走的他最终辗转到北京并安定下来。当时许多重要人物,如毛泽东、蒋介石、宋美龄、朱德、冯玉祥、吴佩孚、龙云(云南省主席)、林徽因、容龄(末代公主)等都曾出现在他的镜头前面。
然而相比同时代更广为人知的摄影师,瓦尔特·博萨特对很多中国人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一个名字。今年,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了博萨特摄影展,并将博萨特关于中国关键十年的黑白照片编辑成画册。《博萨特在中国:记录一九三零年代的社会变迁》中的珍贵照片,使人们对那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博萨特在中国:记录一九三零年代的社会变迁》封面
博萨特的社交面极为广泛,上到达官贵人、文化名流,下到贩夫走卒,凭借敏锐的嗅觉和长袖擅舞的社交能力,博萨特深入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民生、风俗、文化等多个层面。大到城市,小到乡村,甚至在偏僻的蒙古、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都留下了博萨特的足迹。
图为曾担任慈禧御前女官的容龄公主。约1934年。
时任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携夫人听取斯文赫定关于新疆之行的介绍,汉口,1935年2月
云南昆明美国领事馆美国留学生俱乐部创办典礼,居中者为林徽因
坐在黄包车里的母子接过一个手提袋。中国,1930年
村民迎接客人,中国,1930年
驾车的公主。蒙古,1934/1936年
他很快意识到中立国身份是他得天独厚的条件,十年来,他用镜头记录了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战现场、国民政府、宋氏家族等特有的历史时刻。
作为欧洲多家新闻机构的驻华记者,博萨特见证了国民政府很多重大会议和事件。
1931年,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参会人员全体起立向孙中山先生遗像默哀一分钟。
军医。中国,约1938年
宋美龄驾驶着美国提供的救护车。中国,1939年9月
装备齐整的中国士兵。中国,1938年。
1938年春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瓦尔特•博萨特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输车队从西安前往延安。经过六天的颠簸,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成为历史上进入延安的第一个欧洲记者。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博萨特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报道,这是在艾德加·斯诺1937 年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之后,国际记者第二次向世界介绍延安红色政权。
此时毛泽东正在写《论持久战》。“他说话时头上乌黑的长发常要飘落在高高的额头前,随后他就伸出优雅的手慢慢地将头发撸回去。最蹩脚的香烟也能让他陶醉不已,抽起来没个停。”
毛泽东。延安,1938年。
游击队营地,河南南部。中国,1938年
根据国际惯例,来自中立国的博萨特,可以对日军侵华路线进行沿途报道。在报道中,博萨特记载了日本侵华血腥历史的第一现场,使日军将领陷入极大尴尬局面。
随日军首批部队到达的摄影师。中国,1938年10月
1937年7月30日,从南苑通往北平的路上,被日军飞机炸死的29军士兵
在中国陷入战争和巨变的重要历史时期,西方通过博萨特的作品,了解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博萨特的作品具有历史意义,他不是殖民主义者,不具政治动机;他记录战争,也关注中心城市和边缘农村;他结交达官贵族、名人政要,也观察平常百姓,在这所有时刻,他努力保持中立观察者与记录者的身份。
二战结束后,博萨特继续撰写国际题材的专题报道。1953年,61岁的博萨特在板门店报道朝鲜战争时,被树根绊倒髋关节骨折,导致他被迫提前结束记者生涯。1975年11月18日,刚过完83岁生日的博萨特病逝于西班牙托雷莫里诺斯。他生前留下的书面文件和摄影存档目前由瑞士摄影基金会收藏,保管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当代历史档案馆内。
瑞士摄影基金会总监及总策展人彼得·普夫伦德这样评价博萨特,“除了擅长写作和摄影之外,他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中不顾地域的限制,以作为亚洲和欧洲两地之间的沟通桥梁和冒险者而闻名。他的摄影报道同时涵盖政治与生活文化,让广大读者通过新闻便能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从而对各地不同文化和习俗都有更深的认识。”
博萨特的作品最早在2015年连州摄影节上被人所知,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监段煜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到,“我也是偶然机会,在访问瑞士摄影基金会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被埋藏的大师。在落后的近代中国没有自身的视觉书写历史的现实之下,对于西方的观察者,我们无法奢望其观察不带有任何天然具有的偏见,我们只能带着甄别的眼光去发现和梳理那些真正具有客观性的视觉历史。但愿今后,我们能靠自己书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