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9日，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9期（总第79期）在费彝民楼 A 座418室举行。此次学术午餐会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云虹教授为学院老师和同学介绍她的博士论文《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王蕾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并向刘云虹老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前三季的文集。来自院内外数十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及讨论。

一、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写作

刘老师在讲座中首先介绍了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她的博士论文《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针对国内翻译批评的现状，借助语言哲学、现代阐释学和文学批评理论，探讨对文本意义问题的关注为翻译批评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与可靠的理论资源。通过这种探索，论文提出翻译批评应关注意义这一翻译的核心问题，从翻译的本质中探寻自身理论建构的可靠途径。

刘老师接下来介绍到，翻译学有翻译史、翻译基本理论和翻译批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相较于前两个方向，翻译批评的发展相对滞后，是一个年轻且亟待发展的研究领域。刘老师说，在她写作博士论文时，国内的翻译批评基本上是一种鉴赏式的评论，或者是通过举出某部译作中的错误和不恰当之处，做一种相对简单的“好与坏”的评判。当时的翻译批评一般可以被概括为“挑错式”和“印象式”两种类型，考察的对象往往局限在翻译技巧层面。针对这种状况，她在论文中提出翻译批评应充分把握翻译的本质、关注翻译过程并由此探寻自身理论的建构。刘老师指出，无论是挑错式的翻译批评还是印象式的翻译批评，关注的基本上都是翻译的结果，忽略了对翻译过程的考察，没有揭示译本如何在翻译的过程中生成并呈现出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样貌。

关注翻译过程，首先无法忽略的就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的核心地位与能动作用。刘老师举出林纾和鲁迅两位著名的翻译家作为例子来说明翻译主体对译作文本的影响。林纾的译作晓畅易读，却往往被称为“不忠的美人”，其中大量的错译、误译和改译常常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鲁迅则主张“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即便牺牲译作的可读性也在所不惜，他的翻译方法甚至被梁实秋指责为“死译”。刘老师借这两个例子来说明，翻译方法与译者本人的翻译观、翻译价值观密切相关，并且翻译活动还要受到历史语境、文化立场、时代背景等诸多要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翻译批评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翻译技巧和翻译结果的考察，而要深入到翻译过程中，关注译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传达。

实际上，对文本意义问题的关注源自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刘老师指出，翻译是一种具有复杂过程和丰富内涵的活动，就根本而言，翻译活动包括理解与表达两个最重要的过程。因此，文本意义是翻译的核心问题，作为一种文本操作和主体行为，翻译必然要面临文本、意义与理解之间的复杂关系。意义的多元性、文本的开放性、复杂的翻译过程和能动的翻译主体，这一切都使得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成为翻译批评中无法绕过的根本问题。基于此，刘老师在博士论文中力求促使翻译批评从经验主义的种种矛盾对立中摆脱出来，重构一种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独白走向对话的翻译批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理解和对话为本质属性、关注翻译过程、强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和能动作用并以建设性为根本诉求的翻译批评。

       在介绍了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之后，刘老师着重与大家分享了论文选题和论文写作两方面的心得。

在谈到博士论文的选题时，刘老师特别引用了她的导师许钧老师的观点：“博士论文选题就像挖矿，如果能挖到一座好矿，并持续不断地开采，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对此刘老师深有同感，她说，博士论文的选题应该体现博士生对自身的学术定位与学科研究方向的确立。回顾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经历，刘老师认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学科传统，二是学科发展，三是学科前沿。

首先，刘老师说，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深受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学科传统的影响。南大法语专业历史悠久，是1981年全国设立的首批博士点之一，尤其具有深厚的翻译传统，历史上何如教授、陈宗宝教授等老一辈学者曾在翻译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何如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译介，主要译著包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法译唐诗百首》、《木兰辞》、《文心雕龙五篇》、《屈原赋选》等并参加《毛泽东选集》1-5卷的法文翻译与定稿工作，成果卓著，蜚声海内外，1986年荣膺法国政府颁发的“棕榈教育勋章”。在老一辈以及后来的许钧教授等一批学者的耕耘下，南京大学法语系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翻译传统，而刘老师本人也深受这一传统的熏陶，在本科阶段就选择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的本科毕业论文以《高老头》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要素对于翻译的影响。

其次，刘老师指出，学科自身的发展对于博士论文的选题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翻译批评绝大多数是针对文本的感悟式的鉴赏或评论，理论研究，尤其是系统的理论探索相当缺乏，这样的现状使得翻译批评的发展在整个翻译研究中显得十分滞后。对此，许钧老师等一些翻译研究者清醒地认识到翻译批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许钧老师在1992年出版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专著，虽然篇幅不长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弥补了当时翻译批评理论建设的空白，也大大推动了翻译批评的发展。正是在翻译批评理论发展的背景下，在导师的影响下，刘老师更加坚定了翻译批评研究的方向，致力于在这一领域的挖掘和探索。可以说，《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这篇博士论文实际上也折射出翻译学科发展自身从实践走向理论的必然方向。

最后，刘老师认为，在影响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刘老师说，在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一般有“照着说”和“接着说”两种类型。如果能够在“照着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继续“接着说”，这样的研究显然更有价值和创新意义。在2003年前后，《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中所进行的探索和研究，应该说国内和国际翻译研究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前沿性。从翻译批评现状出发，立足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把握，立足于文本意义与翻译活动的关系，建构以意义理解为核心的翻译批评理论途径，进而探寻如何评价翻译、如何认识翻译的价值、如何拓展翻译的可能性，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体现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前沿。

在谈到博士论文的写作时，刘老师认为，写作博士论文时首先要有跨学科的意识与方法。刘老师介绍到，由于外语专业在语言上的优势和便利，翻译研究领域并不缺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资源，尤其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跨学科研究成果引进得很多。但比起跨学科理论的引介，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理论如何能够为我所用，真正用来研究和解决翻译学科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刘老师特别强调，翻译行为是一种特别的语言现象，展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很多学者，例如德里达、伽达默尔、利科等，都关注并探讨过翻译问题。那么，反过来，我们翻译研究又该如何借鉴语言哲学、现代阐释学等跨学科理论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只有考虑清楚这个问题，所谓的“跨学科”才能够超越对理论的盲目追求，才能避免概念的简单堆砌，也才能真正具有建设性。目前国内的翻译学研究在跨学科方法上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翻译与语言哲学、翻译与社会学、翻译与历史学，甚至翻译与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已经取得了颇有价值的成果。

除此之外，刘老师强调博士论文的写作还需要注重学术视野和学术规范。首先，刘老师提醒大家要注重文献综述，这部分内容往往能够集中体现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刘老师认为，应当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结合起来，既关注历史的发展，也充分关注国外的相关研究，从古今中外多维度、全方位地把握学科研究的历史与发展。接着，刘老师分别从摘录、转引和转述三个方面提醒大家注意学术规范，特别警惕隐性的学术不端行为。第一是进行文献阅读和摘录时，一定要注意准确标注所摘录文字的出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特别是在论文写作时间跨度比较长的情况下，以免时间一久误将他人见解当成自己的心得。第二是尽量使用一手资料，如果必须转引他人文献资料时，一定要核查所引文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明确标注引文来源。第三是转述他人观点时，一定要坚决避免断章取义和歪曲原意的做法。

二、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

随后，刘老师谈及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问题，她指出博士论文既是一个学习阶段的终结但又是下一学术研究阶段的开始。刘老师认为，一座好矿应该可以被持续开采，同样，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能够被持续挖掘。她以自身发展为例介绍说，在《文本意义与文学翻译批评》这篇博士论文之后，自己继续进行翻译批评理论研究，2007年“翻译批评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2015年，项目研究成果《翻译批评研究》一书出版，并获得2016年第十四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刘老师谈到，学术研究应该有明确的方向性，要回应国家战略的需求、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现实问题的需求。目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翻译的重要性受到各界的空前关注，但翻译观念、翻译方法和翻译价值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和质疑。因此，在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她进一步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密切关注翻译现实，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中国文学外译这一引发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目前，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她一方面从翻译批评的角度，以中国文学外译为研究对象，关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挑战，探索中国文学外译的途径、模式及其有效性，另一方面结合中国文学外译的具体案例与现实问题，重新审视方法、标准、价值等翻译根本问题，力求深入把握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和创造性，促进翻译批评发挥其应有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翻译批评理论途径，进一步深化翻译批评研究。

最后，刘老师与在座同学分享了博士论文写作和学术研究的“十六字秘笈”。首先是“整体把握”，也就是对学科发展的历史、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与前沿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第二是“自我定位”，即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学术研究有明确定位，刘老师指出，对于在学术道路上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而言，必须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学术面貌越清晰越好，切忌今天研究这个选题，明天又转而研究另一个选题，到头来每一项研究都做得不深入。第三是要“找准问题”，也就是在学术研究中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和研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行为实际上是一个问与答的循环，文本阅读实际上就是一个读者与文本对话的过程，其实同样，我们所进行的研究和研究得出的成果也应该是对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问题的回答。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最后是要“以小见大”，这是针对写作而言，刘老师说，可能是受法国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她一直认为科学的研究路径应该是从一个相对小的、易于把握的并有针对性的问题入手，再关照到更为宏观的学科领域，高谈阔论式或理论堆砌式的研究往往没有多少价值。

三、提问与讨论

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2016级博士生何瑛提问：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对待商业化作品和学术作品是否有不同的标准？在翻译的规范中例如“信达雅”这样的要求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译者个人风格和创造性的限制？

答：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在翻译研究并不考虑商业因素。我想，你的第一个问题涉及的实际是通俗作品和严肃作品的翻译以及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之间的区别。虽然作品的类型和风格不同，但对于译者而言，忠于原著是大家普遍认可并遵循的翻译标准。但对“忠实”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维度，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谈论翻译的忠实性时，翻译到底应该忠实的是原文的什么？是文字忠实、意义忠实、审美忠实、效果忠实抑或其他？例如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他的翻译方法常常被称为“连译带改”的翻译，但葛浩文本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一贯坚持“为读者翻译”的观念，认为翻译的忠实并不在于忠实于原著，而在于“对得起读者”，因此他在翻译中所做的删改和调整在他心目中实际上是一种对读者的忠实。此外，在美国，出版社和编辑有很大的话语权，翻译中的很多改动实际上是遵照编辑的要求进行的，不能一概而论地归结于译者的翻译观念或翻译方法。再举一个例子，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曾公开批评村上春树的中文译者林少华的译本不忠实，认为林少华用“文语体、书面语体”来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口语体”，林译因而在风格和准确性上都存在问题。林少华对此并不认同，他反驳说，文学翻译的忠实性应体现在译文的“整体审美效果”，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审美忠实”，因此，他的翻译并没有违背翻译的忠实性原则。

第二个问题同样涉及到翻译标准，说到翻译标准，就不能不谈“信达雅”，目前翻译界所普遍认同的仍然是“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是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出的，他针对《天演论》的翻译有感而发，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实际上属于“翻译感言”、“翻译经验谈”一类，并非真正作为翻译标准来论述。因此，虽然“信达雅”被郁达夫称为翻译的“金科玉律”，但在翻译界曾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翻译必然遵循一定的标准，而创造性是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而文本的理解中必然包含读者的创造。现代阐释学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普遍性和创造性。理解本身就蕴含着创造，文本意义不是由作家意图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文本所决定，而是经由理解过程中的视域融合生成的。因此，读者的阅读必然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行为。而译者首先是读者，并且是带有特殊任务、更有责任心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行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再创造。不过，翻译再创造的程度与文本的开放性密切相关，文本的开放性程度越高，翻译创造的可能性和空间就越大。与法律文本、合同、说明书等非文学文本相比，文学作品的开放性显然更强，因此翻译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文学翻译。

除了文本因素，译者的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也是决定译者再创造的重要维度。还是以林纾的翻译为例，林译小说往往被称为“不忠的美人”，这其中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林纾本人不懂外语，只能依靠合作者的口头翻译来成文。但他采取的意译翻译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本人对于翻译和翻译价值的理解。对林纾而言，翻译外国作品并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要达到救国新民，改造国人思想的目的。基于这样的目标，林纾自然首先要考虑文本的可读性，如果他的译本根本无人问津，那么所谓救国新民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了。重视文本的可读性，就要让译文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口味，例如在翻译某些作家的作品时，删去大段的景物描写以加快叙述节奏等。当然，现在看来，林纾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违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但林译小说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林纾的翻译也是十分有代表性的翻译个案，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2016级博士生杨世宏：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在“美文不忠”和“忠文不美”之间进行平衡和调和？

答：这也是和翻译忠实性相关的问题。实际上，“忠实”与“美”并不是矛盾的概念。译文是否既要求真又要尚美，这首先要看原文的风格如何，要看原文究竟美不美。如果原文的语言并不美，而译文的语言却很美，那么从翻译求真的角度来看，这种美的译文反而是不忠实的。林少华对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以及翻译界部分学者对林少华翻译的批评，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有日语界的专家指出，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夹杂很多口语体的表述，文字并不能算优美，而林少华在翻译中采用书面语体，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著，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林少华优美的译文，村上春树的作品根本不会在中文读者中收到如此追捧。林少华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促使我们对翻译忠实性问题，尤其对忠实的不同维度加以反思。

如果原文文字很优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的目标就是既要求真又要求美。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原著，如果译文是忠实的，那么它的风格就应该非常接近原文，也就应该也是美的。翻译有思维、语义和审美三个层次，既能达到语义层次的忠实，又能达到审美层次的忠实，这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也应该是译者的不懈追求。但也不得不说，在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实际过程中，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虑，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审美效果考虑更多的译本更受欢迎，即使它在语义的忠实层面有所欠缺。有个挺有趣的例子，勒克莱齐奥先生最近在被问及在更喜欢莫言还是毕飞宇的作品时，曾婉转地表达可能更偏爱毕飞宇的作品，原因是，法国译者忠实地翻译了莫言的作品，很好地传达了原著的语言风格，以至于很多短句都被照原样译出，然而法国读者偏爱能体现深邃思想的长句，对只有主语和谓语的短句往往难以接受。

实际上，这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造成的，在目前中西文学译介不平衡的情况下，某种“连译带改”的权宜之计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关系的改变，原汁原味的翻译才是读者真正期待的。所以尽管绝对的“忠实”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但译者仍然应当不断向翻译之“真”靠拢。我个人一向主张翻译应最大程度忠实于原作。

最后，主持人王蕾老师代表参加学术午餐会的所有听众，向刘云虹老师表示感谢，第79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