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8日，pg电子直营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三季第11期（总第61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博导吴飞教授。吴飞院长以“理论研究是启蒙的旅行”为主题向到场师生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研究》。本次午餐会由胡翼青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吴飞老师就提出学术研究还是要有所追求：很多研究从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应当追求的标准来看还相差太远。他认为理论研究是要有追求的，这个追求是一个现代性启蒙的完成过程。

我们为什么要做研究？

吴飞老师开玩笑说，有人把研究当作一种纯粹的知识游戏，有人把其当成是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 更多的人想提高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解放自身，解放他人。这个解放，更多是去从现代或者后现代意义来解释。或许康德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个解放，更为合适。

学术关怀

我们所说的学术关怀，借用胡塞尔的一段话，说这个时代的悲剧已经充分表明，欧洲已经失去追求“理性目的”的伟大抱负，文化意义上的“欧洲”曾经相信充分的理性意义存在，相信人类所具有的正确判断事物的理性能力和对自身行动的洞察力，而现在这一切在欧洲都似乎荡然无存。

童心说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胡塞尔所追求的东西跟我们的明代学者，其实有相似的地方：例如明代的李贽所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这种童心虽然没有启蒙的意思，但是有些类似的内核可以勾联在一起。

什么样的人更合适做研究？

我们会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合适做研究吗？几个方面大家可以想一下，第一我们是不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虽然道德和学问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做人和做学问，好的学问和不好的学问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第二个我们的眼光到底有多远？我们能不能看得更远一点，是不是只是为眼下改变自己目前生活的困境来做学问，或是有一些远大的抱负。是不是真正有能力有韧性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知识经验的积累，不能靠纯粹的待在书房里来看书，还要和行万里路、切实了解情况勾连起来。如果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尤其是我们这个学科，不管是新传播学科的哪一个分支学科，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都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要强调一定要了解社会现实，不了解这一点，是没有价值的。

另外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研究有些时候就逼着自己要去和别人交流。所以说尽管静默也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但是静默还是要跟行动联系起来。同时个体的行动和团体的行动也要勾连起来。一般来讲，文科在学术上的沉思和思考是很重要，但现在学术的生产方式已经不是纯粹的思考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讲就需要团队，需要大项目。

研究要一定的经济能力。如果我们还是要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还是别来做研究了。仔细看看历史上那些最有名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是有钱的，所以他们可以做得很好。所以现今中国新闻传媒圈子里很多人还在为五斗米折腰，还要考虑去做学问，难免就会想很快把知识转化成现金，容易扰乱整个的学术追求。

如何做学术

如果没有兴趣，又不想了解前人的工作，也不求甚解，做事又不够仔细，粗枝大叶。更重要的是没什么主见，也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的时候就别做学术了。所以独立的见解特别重要，这点可以看看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之间的恩怨。

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敢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虽然有些人会锋芒毕露，有些人会隐晦一点，但是他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你可以看的出来。而有些人可能研究半天，自己的观点是什么都不清楚，那这就不是好的学问。

对于研究生而言，有一个好的导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导师就是一个好的对话者和引路人，比如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就像潘忠党老师和黄旦老师：这两个都是名师，都有很多高徒，但是风格有很大的不同。黄旦老师是那种批判风格很强的人；潘忠党老师不同，他会鼓励你，他老是会说“这样，挺好的，不过如果是那样就更好”。两位大师风格不同但都是非常好的对话者，他们都愿意跟你对话而且都能说出道道来，这样就非常好。

同样重要的是时间的管理和观念的问题。如果每天睡到12点起床，说是要做好学问估计就难了。以前张恨水写小说，一天写13本小说。这种观念、管理与记忆的能力都是很强的。潘忠党老师也是这种：美国中国坐飞机往来，也不休息一直在做统计分析，检查数据。有时候一干就是一个月，不接任何电话，不回邮件。像这种时间管理和控制的能力，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种投入的魄力。

要能静下心来读书，泛读，精读。这个很重要。不是读的多，也不是为了读而读。有的时候有些人读了无数的书，但是做不出好的东西来。读书很重要，也要读对方向，要集中去读，这点很重要。

另外还有自己表达的能力也很重要，需要有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杜骏飞老师、李金铨老师、黄旦老师、赵月枝老师、和舒德逊等，看他们的文字的时候是一种享受。李金铨很大气，舒德逊很流畅，黄旦老师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赵月枝老师的文笔看起来仿佛有一种气在那里，总觉得好像别人不理解我，这个世界就我一个人很孤独的前行。读文字就感觉人就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表达能力很重要。

什么是理论？

理论（Theory，Theoria）一词来自希腊语。其本义是观看或观赏。在希腊人的理解中，看是人的本性，因此人都有理论或形而上学倾向。Theoria的本质应被理解为与事物和现象的纯粹的同在。能从事理论活动的能力是这样被定义的：即我们能在某个事物上忘掉我们自己的目的。Theoria显然不能被设想为主观性的一种行为，即设想为主体的一种自我规定，而要从它所观看的东西出发来规定。在此意义上，Theoria是一种感受或遭受（pathos），即由观看而来的入迷状态。

理论，乃是在惊异之中的观看。这样一种观看不仅不同于人们借以形成观点或意见的看，也不同于人们在闲暇之中的好奇。不妨来看一下《存在与时间》中对好奇的解说：“自由空闲的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事的存在，而仅止为了看……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为了能放纵于自己的世界。所以，好奇的特征恰恰是不逗留于切近的事物。好奇也不寻求闲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而是通过不断翻新的东西，通过照面者的变异寻求着不安和激动。”——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0页。

一个理论必须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事。陈嘉映：“理论通过一套原理来解释不同领域的现象，以不变应万变。数解释了皇朝的接替、音乐中的和声、季节的变化、社会正义的形式。汤因比提供的历史理论以一个单一的样式解释了形形色色民族的历史。加速度不仅解释了直线运动，也解释了曲线运动。”爱因斯坦：“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理论总是对于现实的一种假设，任何理论体系都要求各环节和范畴之间由浅入深并保持和谐统一。另一方面，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其命题是否与经验相符合。

博士论文《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研究》

我们现今传播的理论有这么多不同的角度，有这么多不同的向面：有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和批判学。传播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框子。但直到今天为止传播学都没有足够的争议。传播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种是纯粹的，比文史哲还要基础的，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框架直到今天还被文史哲的学者在引用；另外也有媒体经营管理、广告公关之类，特别适合社会应用层面的方向。这块层面可以得到社会上的支持，但基础理论层面的东西需要学校支持。

论文以这个理念正式出版，叫做《平衡与妥协-西方传播法的研究》。指导老师是张国良老师，张国良老师是中国最早传播学者之一，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实际上早期做的是日本传播法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题目一报出来给张老师的时候立马就通过了，他认为选题的方向有价值有意思。表达自由当时在国内新闻传播的圈子里面关心的人并不多。这篇论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是一个理论建构性的著作，它只不过是一个基础知识理论梳理性的文章。

为什么做这一选题？

为什么敢做这个选题？我早期留校时教编辑学课程，导师是张达芝老师。张达芝老师的著作《新闻学理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多少人能够超越。实际上黄旦老师的《新闻编辑学》，在很多层面上都受到张达芝老师观念的影响。张达芝老师当时率领学生通读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的著作，看马克思、恩克斯他们是怎么谈新闻出版，谈人民性、谈党性、谈新闻出版自由的。所以说本来就有一点点积累：当时做的就是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还写了一篇列宁的新闻出版自由观点。

想解决的问题

当时我觉得自己应该来做这个事情，当时想弄明白，为什么说表达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人格权？表达自由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对表达自由的宪法确认都不完全相同？中国可以借鉴的资源有哪些？

我的选择是不试图回答传播法宏观层面，直接挑战其理论核心——表达自由。钻进去后发现表达自由看似一小块，实际上里面也是浩如烟海，要看的文献无限多，只不过是当时新闻传播学圈子里面很少有人去写这方面的论文。

不足之处

吴飞老师说自己做这一研究的先天不足之处，是没有法学背景。第二个就是当时做这块的文献不够。所以最后吴飞老师就把自己的框架做一做调整来弥补知识不足的缺点，仅从法哲学这个理念的角度去剖析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然后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来理解这些问题。

资料与请教

在找资料问题上，吴飞老师提起北图、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他都专门去寻找资料。另外的海外资料就是去找朋友找学人，托他们带回来。在研究过程中，他向魏永征老师、侯健老师和浙大法学院宪政学研究的老师请教，受到很大的启发。论文1999年开始落笔，2000年的时候完成大概一半，2002年的时候基本完稿，2003年的时候才答辩。想要做的还是梳理整个西方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斗争史的过程中，表达自由的理念如何从一个纯粹理念的层面，变成一个社会实践层面或者一个法制层面的东西，它的这个理念又是怎么慢慢形成的。

成果的影响

研究成果发表了约十余篇研究文章、出版了两本专著（2004、2006），获得了两个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应该说还是获得学术界的一些认可吧。当然像现在可能有更好的著作出来，只不过吴飞老师自谦说是当时研究这块的人不多。他认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研究还存在不足：第一个材料还不够扎实，很多的材料还没吃透。很多非英语的文章看的还不是很透，所以具体可靠性如何还是要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第二个就是当时研究的整个逻辑框架的架构，今天来想可能还是不是很好；另外一个就是互联网，当时的文章里只涉及到一块就是美国的互联网和色情的问题，其实有一块内容是谈色情信息和表达自由的关系问题。

后续的研究其实还有很多，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我们在座有陈堂发老师，他整个传播法测体系要建的更宏大做的更好。展江老师这几年也是在做传播法。王四新老师对研究是一个特别大的补充——新媒体跟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魏永征老师在传媒大学带的那个团队等等都很好，大家可以去关注。吴飞老师认为表达自由问题仍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去研究的问题，尽管今天研究也还是有风险，但他仍觉得风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提问环节：

陈堂发老师问：关于权力平衡的问题，美国是一个代表性的国家。它的司法体系有两套，一是联邦然后是各个州，州法院有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而联邦也是一样的体系。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泄密案中，联邦法院就发布了一个限制令由平衡法院发出。我就想问，关于这个平衡法院是否是个常设法院还是个临时法院？这个平衡法院是否只在联邦体系层次还是在州层次也有？

吴飞老师：关于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只能说美国各个州就好比不同的国家，也有最高法院。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军队。美国没有联邦军队，军队都是借用的。美国州和联邦的权利都是同时在增加。美国州的法院它实际上就相当于终审判决，但是后来涉及到言论自由的时候联邦体系搞了9个大法官，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利比总统还要大，但是又很有意思的是，法官又是由总统来提名的，这里面就有很复杂的平衡机制。后来到罗斯福新政要做经济改革，其实对整个宪政体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国家的权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也有所增强，这就导致了在州里做的判决，如果人家不服可以去高等法院打官司，而高等法院不是看你这个案件而是就案件审理的角度来审查。所以美国有一个违宪制度的审查。他是看各个州的法律有没有违背联邦宪法的精神。所以他会有地方法院，州法院和最高法院，还会有巡回法院。

吴飞老师补充：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美国的宗教对它的司法体质的影响。我当时做文章的时候没有考虑这点。现在的欧洲越来越世俗化，但是美国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却是越来越强。

另外还有些问题没做的那么细，美国第一修正案里面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对出版机构的保护似乎放在一个平衡的位置。我的文章其中一篇谈到‘第四权’，这个‘第四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个人的言论自由还是出版机构的自由？它为什么要用expression还有press两个不同的词？有学者认为宪法的起草者在起草时把新闻媒体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保护。现在看来你很难看到当时起草者真正的意图。所以我觉得这块也值得关注下尤其是宗教的方面。

研究生一年级的刘宇轩同学问：您认为实证研究天生是不是一个对策性研究？或者说当前中国的实证研究为什么都表现的是一种对策性研究的形式？如果您认为它不是的话那么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它能有什么新的或者好的路径？第二个问题就是‘表达’研究如何藏锋？

吴飞老师答：王辰瑶老师就藏的好，你看得出来要表达什么但是她不会用特别激烈的词来表达，那些符号那些词用的时候是有讲究的。王辰瑶老师的文章，她的追求你一看就明白，但是又没有用我或者胡翼青老师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另外像陈堂发老师，他写东西几乎不怎么展露锋芒，但是他内在价值的追求也是有的。所以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不和别人交锋，做我自己的理路，展示自己的理路，把自己的这路给做通。当你不跟别人交锋的时候也就没有锋了。我们需要‘展锋’的时候往往是对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有‘锋’。所以我觉得做学问有多种不同的路径，我比较欣赏王辰瑶老师这种。

王辰瑶老师补充：藏锋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重要的是自我内心里面自我说服的过程，你怎么样确信你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你想要表达的，你认为这个东西至少在这个阶段是否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追求的。有很多内心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审视的问题。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看是否能再往上跳脱一层，当你放到一个社会的语境下而不是政治的语境下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释然的。

吴飞老师补充回答：我同意且反思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园。新闻就是在为‘对话’提供一个真实的材料背景，这就是新闻的价值，你要把真实告诉别人，这就是新闻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个行业存在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我不太认为实证研究它就不可以是批判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的进度，知识和真理这两者之间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区别。美国的实证研究里面基本的范式或者典范的文本都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面来做事情，美国的知识分子找不到一个比现有的美国体系更好的一个体系，他们认为ok就行了，只要修修补补就好了。所以他们没有采取那种激烈的批判方式。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一个错觉，好像实证体系就应该是修修补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获得素材的一种手段，它同样是可以做反思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它们切分的那么细。

郑欣老师问：学术圈有的时候很大有的时候很小，而当学术圈很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对话的人很少，能听得懂人又能让别人听的懂的人只是那么有限的几个。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不是跟日常生活当中的孤独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以这种孤独的状态来做学问与锋芒露和不露是否有联系？吴老师有没有遇到过当年答辩时的情景再现，当角色转换时吴老师是怎么面对小吴飞的？北大研究自杀的还有一个吴飞你们是否曾被混为一谈？您是否因为同名而拜读过他的文章？如果有您怎么评价？

吴飞老师答：先从吴飞说起，我们各有所长，他的文章我基本都看过因为我们有高度融合的地方。他也关心比如说‘洛克’我也关心‘自杀’，我们交集挺多。极少有人会弄错我们，虽然有很多相似处我们还没见过面。他自杀写的特别的棒，另外一个他翻译的‘圣地之城’翻译得不错，因为他自己对宗教、对政治学、对社会学都有相关的背景。

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孤独和学问之间有什么勾连，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有关联，但是确实有很孤独的人做出很好的学问。第二个问题，关于小吴飞真的很遗憾，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朱丽丽老师问：你觉得传播研究在当下环境中它启蒙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你作为一个学院中人你觉得学者进行社会践行或者社会行动力量的可能性有多大？

吴飞老师答：我想，社会不管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总是会给‘理想者’留有空间的。都是不同的路径没有什么好和不好的，只不过是说我们要为那些理想的人留一些空间就行了。纯粹从传播学来讲我觉得像黄旦老师他们搞城市空间这种类型的研究，包括由潘忠党老师和杨国斌老师率队做的传播和公共性的研究都有这个理想启蒙的味道在里面。同时像另外一些学者像曾繁旭老师，李艳红老师，还有郭建斌老师等这些老师都有难能可贵的公共传播的精神，就是他们把学科的知识变成一种社会知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启蒙实践。

文/薛莲

校对/陈苏

图片/曲飞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