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8日，pg电子直营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三季第14期（总第64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潘祥辉副教授，为老师与同学们做了题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研究——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是学术报告。王蕾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并赠予潘祥辉副教授博士之家第一季、第二季学术午餐会纪念册，近六十名来自院内外的老师、硕博研究生们参与此次讲座与讨论。

 

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转型特征。诚如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中需要 “定型——转型——定型”而“一转百转”的中国社会。汪丁丁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唯一的“三重”转型：文化转型、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这三重转型同时展开，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特征。与此同时,喻国明认为，中国媒介本身的转型也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单”，这是一个中国语境下极具本土色彩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潘祥辉在其博士论文中力图透过各种媒介现象,看到媒介发展和演化的根本动因,对中国媒介制度的生成与演化作一个比较系统地考察,发掘现实与历史的勾连。与其他新闻史的研究相比偏重“论”：对史实的关注居次，考察的重点放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上。

为此,必须回答如下一些问题:

1、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媒介制度？其特点是什么？

2、中国媒介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其轨迹与特征是什么？

3、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媒介制度的变迁是否有其特有的逻辑与模式？

4、有哪些因素影响、制约着中国媒介的制度变迁？

5、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给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媒介将带来什么启示，它还将怎样演化下去？

6、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制度变迁以拓宽媒介研究的视野？

“演化”来自于近代生物学思想。“制度是演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制度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也是当今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与“制度的设计观”所认为的制度源于人为的设计不同，制度的演化观认为：制度具有相对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制度的结构组成、规范和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和具有传递性，这种制度的传递方式和生物的遗传基因一样，一代代稳定地传递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制度的变迁，但是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一种自然进化过程。如同传统的达尔文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演化是一个缓慢与持续的过程，物种会适应环境的变迁。

哈耶克则对达尔文的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阐发，他进一步认为，一切演化，无论是文化的演化还是生物进化，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生物进化和制度演化都遵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生存优势或繁殖优势。变异、适应和竞争是生态演化和制度演化的共同过程。

基于核心概念的梳理，潘祥辉感受到达尔文对传播学的贡献被严重低估。

 

 

理论框架：历史制度主义与媒介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不仅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理论进展，也是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的前沿领域。”作为一种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说，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晚于奠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两大新制度主义流派，批判性地继承、综合和发展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成为一种“整合理论”，对制度变迁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的方法论核心内容是：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辩证发展及历史的视角研究制度的演化。任何制度及其运行轨迹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嵌入复杂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及文化环境之中。只有在历史进程中、在总体分析和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野中，才能更好地把握制度演进的深层动因。

第一，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理论综合，适合于在中观层面上的做中长期的制度变迁研究。它既重视社会结构在制度变迁中的制约，也重视行动集团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西方学者在对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旧制度研究等理论的批判和继承过程中形成的。

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制度主义在改造传统制度研究那种律法尊重主义(leg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整体主义(holism)、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基础上，兼收并蓄了行为主义时期动态的、量化的、模型化的科学化研究进路。

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变迁的“适当性逻辑”，注重宏观视角下文化模式对行为的塑造和建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偏爱“算计逻辑”，强调微观层面上正式规则对行为和利益的认知与追逐。历史制度主义则综合了两者的长处，在文化模式和微观行为间取了一个中间值，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二者的以历史为基础的结构性大事件分析法。

其次，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以及这种权力不对称性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它认为制度的运作并非完全建立在自我实施的基础之上，政治权力的优先性和社会资源力量的对比等因素都使得制度的实施在一定情况下也含有非自愿性的成分。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围绕着稀缺资源而展开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博弈构成了政治过程与制度变迁过程的核心所在。

第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非正式制度与规则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历史制度主义借鉴公共行政学上的概念“标准的操作程序”来弥补仅仅将制度定义为正式规则的不足，将为一定群体所熟识的、小范围实施的、非正式规则也纳入其研究的视野之中。

第四、历史制度主义重视意义系统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不等于简单意义上的形式或程序，而是承载了一定的功能和规范价值的意义符号。每一个制度背后都存在支撑其存在的特定思想观念在促动着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范、诱导和改变着参与者的行为逻辑，提供适合的意义说明和合法性。

历史制度主义的这一观点和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显然相合，也和青木昌彦的制度“主观博弈论”异曲同工。这些理论都十分注重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的认知与“心智结构”。

第五，历史制度主义既强调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也强调长时段制度变迁中随机扰动因素所导致的意外后果。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历史是某种事件生发的时机和环境，任何制度都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具体遗产。因此，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先发事件对后发事件的优先性，同时还根据制度在不同时期内的具体作用而对历史进行分期，注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

 

尼尔森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丹麦新制度主义研究者尼尔森：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新的理论支柱：第一是制度的形成时段（Formative Moments），即确立应当追溯的、对当前的事件或进程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历史时段到底有多长，也即找出前一个关键节点所在的时刻；第二是制度的正反馈条件（Conditions for positive feedback）；第三是制度的复制机制（Reproduction Mechanisms），即找出是何种原因保持了正反馈机制的形成；第四是自我强化过程的中断（Disruption of self-reinforcing processes），即制度的断裂和新的关键节点的形成。

 

对于分析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而言，这一框架具有参考价值

 

  

论文主体框架

一、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时段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与关键节点

逻辑起点：中国社会的转型或说“改革开放”早在1840前后就已经开始。1840年代才是中国“大转型”的起点，中国媒介从“邸报模式”转型为现代报纸的过程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如果我们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作为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媒介，那么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历史迄今已有200多年，如果以中国人成功创办的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循环日报》（1874）作为中国媒介产生的起点，那么这一历史至今也已140多年。

关键节点：1815年，1840年，1911年，1949年及1978年等都是关键节点。在这些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轨迹，形成了一种“制度断裂”。

论文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815－1911、1911－1949、1949－1978、1978至今，并将这四个时段命名为“近代”、“现代”、“当代”与“1978年以来”。（1895、1919、1927不是关键节点）

 

二、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规律

1.制度耦合性决定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同步演化

在总结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时，萧功秦先生将这一历程划分为六个时期或说六次政治选择：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用六个强人的名字进行概括：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

相应地，我们发现每一种政治模式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这种媒介体制可以通过这一时期颁布的媒介管理制度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一些有标志性的媒介事件体现出来。

2.媒介制度变迁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高度相关

考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与政治体制安排相同步外，媒介制度的演变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达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着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发展、社会团体的兴盛及工商业的繁荣都是媒介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们与媒介制度变迁互为因果，共同演进。

3.媒介演化的动力与形态取决于行动者的博弈均衡

社会学家也倾向于将制度看作是博弈的解。媒介制度通常也是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博弈的产物。“制度演化的结果有多种可能，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存在多重均衡解，至于哪一种可以成为现实，取决于博弈过程和利益集团的利量的消长。”

4.媒介竞争推动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

5、媒介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的创新与扩散过程：接力模式。近代媒介制度创新中的第一行动集团：西方传教士的作用非常重大。除了在观念上引导中国人外，还通过创办媒介为中国人树立了范例

 

 

三、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子与动力模型

媒介制度变迁可以从这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维度开始演化。

这四个维度的各种变量可能单独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某一个层面，也可能同时作用于媒介制度系统的三个层面，打破旧有的媒介制度形成的均衡，引起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这种“打破均衡――恢复均衡”的过程就是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是各种变量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结果。

在具体的媒介制度变迁的情境与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模型来分析哪些因素起了哪些作用，这些变量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媒介制度变迁的。

 

 

行动集团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1.西方传教士及商人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对中国媒介制度的影响机制；

2.知识分子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机制

3.民国时期新闻界（组织）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4.政府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政府是所有行为主体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集团，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不同形态的政府构成、政府权力运行对应着同一阶段的媒介制度形态。政府权力越小，创制空间越大，制度变迁更迅速

 

 

作为“信念体系”和“心智模式”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变更是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比较制度学家青木昌彦提出了“主观博弈模型”就十分强调博弈的参与人对博弈结构的主观认知。

在青木昌彦看来，每个参与人只拥有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如果所有的参与人将制度现象视为相关的约束并相应地采取行动，制度就会不断被确认和再生，这时参与人的主观认知模型处于一般认知均衡。当客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参与人的主观认知模型会出现普遍的认知失衡，从而引发参与人对主观博弈模型的修正。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是主观博弈模型不断修改、完善和最终收敛于共同的表征系统的过程，其特征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影响媒介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在各个时段有不同的表现。

 

 

先开放后改革：外国的媒介制度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不是自1978年开始，而是始于1840年。以开放促改革：1978年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延续了1840年以来中国的“开放”进程，这种“开放”的环境直接决定了外国媒介制度在中国的媒介制度演化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对外开放”意味着有了学习和交流的空间，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中，学习和交流这种机制非常重要，它既是改变认知和“心智模型”的重要途径，也是直接促成媒介制度演化的重要力量。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国内主权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就越受到制约，媒介制度安排就越容易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从制度示范与借鉴来看，接近性越强（包括地域上的接近、文化传统上的接近、种族、人口的接近等等）则影响越大。

媒介传统通常以一种“知识存量”的形态存在，它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和媒介从业人员提供媒介记忆，媒介理念与媒介知识。媒介传统还可以为媒介制度变迁提供合法性基础，减少媒介制度变迁中的“阻力”与“震荡”。

七、技术力量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一种观点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技术演化会促进制度变迁，但制度变迁同样会促进技术的进步。新的传播方式带来了新的交往方式，新的交往方式将带来的新的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的结构的变化会反映到制度变迁上来。新的交际网络与交际模式的出现也使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共识”将变得更加容易发生演化。

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充满了潜规则。潜规则几乎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过程。为什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能够在广州出版，清政府禁止传教土在内地活动的禁令会失效呢？郭士力充分利用了官场的潜规则，通过结交关系，打点相关人物将这个障碍克服了。

从潜规则的类型与作用及效果来看，有好的潜规则与坏的潜规则之分。所谓好的潜规则即能够实现帕累托改善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具有效率，能够实现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所谓坏的潜规恰恰相反，它不能带来帕累托的改善，反而损害社会总体福利，是一种反效率的潜在制度安排。

结语：博弈、效率与媒介制度的“理想类型”

与历史制度主义所揭示的制度变迁规律相似，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既受到历史结构与共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行动者的左右。行动者、“共识”、“技术”或其他结构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层面发生变化，媒介制度就可能发生演化。这一过程遵循着一种“交互性适应逻辑”展开：媒介制度安排既是适应特定环境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制度环境”与“行动主体”相互适应，推动着中国媒介的变迁与演化。

那么，什么样的媒介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呢？潘祥辉认为，那种能够真正使得媒介成为社会公器，能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率的媒介制度，也是能够保持长期均衡的媒介制度。

效率与博弈构成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两个核心机制，这两个核心机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一般来说，经过充分博弈形成的媒介制度安排一般来说也是有效率的。因为充分博弈的过程其实质是民主协商的过程，充分博弈形成的制度安排自然意味着它能够自我实施，各种潜规则将消失于无形。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有效率的，也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但我们却常常忽视“博弈机制”在媒介制度形成与设计中的作用。

一个充分博弈的媒介制度安排一定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安排，一个人人都可以操纵的媒介一定是最不坏的媒介。这种最不坏的制度安排与最不坏的媒介显然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想状态距离更近。

对于中国媒介而言，我们离媒介的“理想类型”还有很长的距离，一种有效率的媒介制度，一种经过充分博弈而稳定下来的媒介制度，还需要长时间的演化。”

 

 

提问环节：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邹军副教授对潘祥辉的博士选题过程颇感兴趣，想了解其当时基于自身的背景出发，在选题过程中遇见什么的困难，当时如何克服与思考的。同时，基于此选题，“媒介融合”也体现在不同层面不同阵营的媒介体制演变之中，针对不同层面不同阵营媒体的媒介体制演变关系是如何思考的。潘祥辉副教授回溯了当时选题的情境，认为博士论文选题，与自身的兴趣息息相关，其自身的背景更多源于中文的学术训练，其探究问题的溯源更多集中在制度层面。而对媒介制度的关注，更多源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关注。要从制度的角度找原因，表面上是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其实是对中国政治演变的理解。当然，在整个博士论文中还有很多因素可以细化与考察，比如论文缺少对“战争”这一因素的具体考察。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陈媛媛则针对潘祥辉副教授博士论文中“泛指”的媒介与“特指”的媒介提出疑问，其相似与不同之处，在研究中如何界定。潘祥辉副教授详尽阐释了媒介的涵义，从泛指的意义上，从麦克卢汉的意义上，媒介的意义非常多，媒介能够承载信息的就是媒介，比如青铜器、人民币、圣人，可能没有纳入到传播学的研究中来，在古代而言，并没有现在的所谓的“大众媒介”，但是依旧有其他的媒介或者载体承担了现在大众媒介的功能，比如商周的青铜器，当时重要的事情会刻到青铜器，由掌权集团刻到上面，表达更多利于统治的讯息，代表了统治阶级的观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大众媒介，以前没有报纸的话也有其他东西代替信息传播，包括我们现在研究的“新闻史”，多侧重的是研究民国史，因此，“有什么媒介，就有什么样的传播学。”

 

 

 

 

 

文/黄贺铂、陈苏

校对/黄娴

摄影/曲飞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