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1日，pg电子直营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三季第6期（总第56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的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孙江教授。孙教授介绍了他博士论文《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秘密结社——中国革命的社会史研究（1895-1955）》的写作过程，分享了他在日本学习、从教、治学的经历。本次午餐会由pg电子直营 周海燕副教授主持，张红军教授、郑欣教授、胡菡菡副教授、王辰瑶副教授、王蕾副教授、朱丽丽副教授、黄佳副研究员、袁光锋助理研究员、李艳明老师、南大文学院教师葛飞、南京师范大学新传学院副教授卞冬磊以及校内外七十多名硕博研究生一起参加了这次讲座和讨论。

主持人周海燕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孙江教授的学术经历。孙教授本科和硕士受教于南大历史系，在东京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之后，孙江教授留在日本大学任教。因思念南大并且受高研院之邀，2009年客座高研院,2014年全职返回母校任教，现担任南大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受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该项目将以两套丛书呈现：“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南大出版社）、“学衡历史与记忆研究丛书”（三联书店）。

在大家热烈而期待的掌声中，孙教授开始了他的演讲。孙教授说这个题目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记忆。他曾经对很亲近的朋友说自己是一个活在20世纪的人，不幸活到了21世纪；既然活到了21世纪，就要想21世纪的问题，做21世纪的事情。21世纪是“后革命”时代，现在他所做的研究之一是“历史记忆”，还有一个更大的研究项目“概念史”——研究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的100个关键概念。他说，概念史研究可能到退休的时候还不能完成，可以留给年轻学者继续做。

学术训练

接着，孙江教授话锋转向国内研究生教育问题。他说，之所以非常爽快答应周海燕副教授与郑欣教授的学术午餐会之邀，是因为回到母校后，痛感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一流的中学生、二流的大学生、三流的研究生、博士生。” “之所以这样说，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老祖宗是怎么做学问的。老祖宗做学问强调三点，第一考据，第二义理，第三词章。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一路到高中，强调的是词章——修辞训练，学生们大都能写不错的文章。在大学这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空间里，学生可以选修各种学科知识，关心“义理”问题，好讲大道理，不甘做小事情，大道理有时候说得很好，很多时候似是而非。就学术研究而言，很多研究生、博士生重修辞和义理，写出的东西，很不客气地说，“风马牛皆相及！”孙教授认为，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缺乏考据的功夫。所谓考据，是指一种观察、研究事物的能力。孙江教授说“历史”这个词在希腊语里原意是调查研究及其结果，而他发现现在的学生面对一个文本或一个事物，常常不知从何入手，总认为资料不够。正因为缺乏观察和研究的训练，很少有人能写出规范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很多所谓创新论文是国际笑谈。

说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孙江教授笑称自己在南大读书时算得上是“少年得志”，硕士论文一写出来就出版了，这在当时很少见。1990年代初，孙教授负笈日本，头半年，一直酝酿赴大洋彼岸。有一天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东京大学的一个小图书馆，大受震撼，当时在国内看不到的书，日本不仅都有，而且还出版了全集，如《柏拉图全集》、《葛兰西全集》、《尼采全集》、《海德格尔全集》等。于是他发现：“在日本读书，可以通过日本这面镜子看他们是怎么学习西方的；不管是看中国还是看西方，日本人都有一个背影，这就是日本的学术。”因此，孙江教授在日本的学习有三个面向，一是学习日本，二是学习日本如何看中国，三是学习日本如何看西方。孙江教授留学日本，但他以为自己的学问并不是所谓日本式的。孙江教授建议，如果看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一定要看他的知识背景，是什么支撑他/她来观察他者的。

博士论文框架

说到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题目和论文最终的思路形成，孙江教授拿出两本厚厚的关于革命与结社、宗教关系的日文专著，一本他是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的博士答辩论文，另一本是没有提出答辩的论文。为什么会有这两本书呢？因为准备预答辩的内容过多，导师建议只把其中讲革命的部分抽出来作为博士论文答辩。

孙江教授说自己论文的构想受到了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的启发。在思考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权力的社会起源时，孙江教授认为既要考虑共产党的革命，也要关注国民党的民族国家建设，此外，还有常常被忽视的殖民统治——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以及后来日本在侵略中国中所建立的傀儡统治。因此，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革命权力、国家权力和殖民地权力这三种形式的权力。在提出答辩的关于革命的部分里，是通过勾连“秘密结社”与“革命”在特定时空下所发生的关系来阐释革命的社会起源这一主题的。

论文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秘密结社”。他发现以往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有很大偏颇，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结社”描述成一种反体制、反社会的存在，把它们简单地视为秘密社会、秘密结社。那么，这种结社是什么呢？孙江教授认为通常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通过模拟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即所谓的会党、帮会；另一种是以乡土或者集镇为据点，通过师徒传授、宗教信仰等方式凝聚起来的结社。秘密结社的称呼，据孙江教授的考证，1822年以前由一个叫米怜的传教士所创，他在马六甲华人中传教的时候，发现华人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组织，对外称公司。米怜很自然地和欧洲历史上的共济会相勾连，称之为秘密协会（secret association），认为是一种对社会含有敌意的组织，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美国人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何以关心秘密结社？因为他们从关于秘密结社的认识中找到了将革命和历史勾连起来的线索：从叛乱到革命。孙江教授认为这种思路很成问题。结社中确实有叛乱性的结社，但更多的结社不是为叛乱而生的，他们是“被叛乱”、“被政治化”、“被秘密化”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中国社会不就成了“秘密社会”了。比如“袍哥”，据说四川男人十有七八都是“袍哥”，如果“袍哥”是秘密社会的话，那么四川社会不就是秘密社会吗？　　

但是，“secret societies”业已成为专门的术语和话语，不能不使用，于是，孙江教授颠覆性地提出要“writing against secret societies”。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教授Nye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压抑性的装置，在讨论所谓文化时应该秉持“writing against culture”的态度。孙江教授在批判性地使用“结社”概念时，采取了把这个概念中立化的方法，将其定义为中国人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纽结，要在具体场景里看这个纽结是如何被秘密化、政治化的。孙教授致力于通过“结社”来探讨中国市民社会的可能性。秘密结社之所以被秘密化、政治化是因为被界定为“私会”，那么它能否成为“public society”——公会呢？孙教授表示正在从非英美型的欧洲结社与中国的比较中寻找答案。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革命。孙江教授介绍说，高华教授研究的是共产党组织内部的问题，而他是把革命放到一个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来加以观察的。孙教授推荐Hartford和Goldstein合编的Single Sparks（《星星之火》），认为其导论对1990年以前的美国中共革命研究做了简介而清晰的概述，值得反复咀嚼。该书二位作者认为，我们处在中国革命研究的新的转折点，正在出现的新一代学术试图解决旧的争论，弥合对立的概念，在形式上加入各种独立的分析。另一个值得一读的是E.Perry的“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研究中国政治：焉能告别革命》。这篇论文主要讨论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作者批判了学界弥漫的“告别革命”的声音，认为革命在中国还远没有结束，无论是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奇迹”，还是考察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变化，都离不开对革命的理解。对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作者批评与专注于革命的上两代研究者相比，新生代研究者很少关注中共中央党政的运作，关于当代中国的田野调查（如“乡村选举与乡村政治经济”）虽然揭示了许多未知的事实，但这种微观研究仿佛“虫眼看问题”（worm’s eye view），很难推导出它们和国家制度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孙江教授认为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关于革命的研究出现了两个趋向，第一个是“修正主义”的革命史研究，第二个是革命的地域性研究。革命的“修正主义”是“反叙事”，可以消解主导叙事的单一化，但它与主导叙事一体两面，并没有解决主导叙事所存在的问题。革命的地域性研究展示了革命的多样性，但没有回答革命自身内在的整合性问题。因此，孙江教授介绍了自己思索出的第三种研究方法——革命的社会史研究，他将自己的研究归纳为如下三个要点：

首先是话语研究。孙教授不追求革命和秘密结社的明确内涵，只追求它在具体场景的呈现方式，研究革命话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展开的问题。

其次，孙江教授使用“场”的概念，这不是日本学者所说的“地域社会论”，而是指共产革命社会源起的节点，孙江教授认为秘密结社关系网络就是一个。在他看来，秘密结社既是实体，又是虚体，实体可能特指具体的结社，虚体则是象征体系，革命者运用了秘密结社的结合原理。

最后是叙事。1980年代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导致了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孙江教授运用的就是一种脱结构（de-）的去结构化、去文献主义的叙事方式。

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与贡献

出版成书的博士论文共有14章。

第一部分由两章组成。在第1章里，按照秘密结社一词在欧文、日文和中文中先后出现的时间顺序，分别考察了不同语境中秘密结社的含义，指出在公权力和近代主义的历史叙事下，秘密结社被赋予了“反体制”、“反社会”的内涵，这种作为“差异装置”的秘密结社与作为实在的秘密结社严重脱节。接下来在第2章里，考察了在帝国统治下的清朝，追求一元的、匀质的支配与多元的、非匀质的社会之间的乖戾所造成的律例秩序与统治实际之间的脱节，正如“不论会（教）不会（教），只问匪不匪”所表明的，清朝统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默认了秘密结社的存在。

第二部也由两章组成。第3章讨论革命党如何将秘密结社纳入地域的和传统的儒家革命战略进行起事。与以往研究根本不同的是，本章认为，以往的研究受史料夸张描述的影响，过分强调了秘密结社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作用。第4章考察了民国初年围绕秘密结社的两个政治动向：一个是在近代秩序里如何将秘密结社合法化，另一个是如何赋予秘密结社以“政治革命”的意义。

第三部由6章构成。 在第5章中讨论的是共产主义知识人在开展劳动运动时，遭遇到革命与劳动者如何结合的问题，结果发现借助青帮和洪帮的关系网是走入劳动者中的一个方法。第6章讨论的是二、三十年代中共革命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主要分析中共赋予了红枪会和土匪怎样的政治性格。第7章从土匪出身的井冈山红军将领袁文才、王佐生死故事，展示革命兴起和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地域社会固有矛盾如何呈现在党内意识形态斗争中之问题。第8章考察了陕北革命与哥老会之关系。中共先后召开了两次哥老会大会，围绕哥老会大会，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策略之间出现了矛盾，指出中共通过在空间上区分“苏区”与“白区”，制定了不同的对哥老会的策略。结果，当革命根据地内的哥老会被统合在中共的政治秩序的同时，中共却在向“白区”的哥老会伸出“橄榄枝”。第9章考察了红枪会反对日本军和八路军的两起事件，指出在地域政治力学的作用下，红枪会往往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排他性”来解释红枪会的政治行为。第10章着重考察了新四军与大刀会、青红帮之间的关系，分析先天道反对日本军·傀儡政权的个案，指出这种“叛乱”也不能纳入先天道“排他性”的叙述框架里来把握。另外,新四军在利用青红帮关系网的同时，还选择了结成青红帮的方式，通过这种行动寻求在抗日斗争中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部由4章组成。第11章从革命/反革命话语分析开始，概观了中共建国初期如何在“剿匪”和“反革命的镇压”中定位秘密结社并对其予以镇压的过程。第12章和13章分别考察了西安和湖南镇压秘密结社的若干特点，从中可见，在中共进行全国范围的“反革命镇压”前，各地就对秘密结社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而秘密结社首要分子往往是作为“反动党团”骨干而被镇压的。第14章，一贯道是建国初期各种宗教结社的象征，本章在将反革命话语放到历史的语境里加以辨析后，考察了镇压一贯道的过程。

在结论部分，对以上14章、特别是涉及中共和秘密结社关系的10章内容，从革命话语的紧张、作为革命/反革命“媒介”的秘密结社等角度分别作了概述，指出当“革命”的中共支配权力树立起其一元的统治权后，权力对立面的秘密结社便被单一化为“反革命”，秘密结社不仅不可能转化为“公会”，作为不被允许存在的“私会”，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秘密结社还被驱除出“私领域”。

最后，孙江教授又回到了如何写好博士论文这个话题，他认为儒家所说的正心诚意是能做好研究的前提，并向大家介绍了一些自身的实际经验。首先强调外语学习的重要性，比如做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研究，学生至少应该掌握两门外语，我们的学生不能满足于只掌握英语。其次是对以往研究的整理，好的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对先行研究整理的基础上的，要了解学界研究进展，不多掌握几门外语是不行的。第三是要有明晰的问题意识，这决定了多大程度上继往开来。第四，在论文写作中要有一个榜样和靶子。孙江教授在研究中一直追踪杜赞奇的研究，认为杜赞奇对前沿性问题的敏感性鲜有人超过。最后，孙江教授认为博士论文一定是实证的，建议博士生把时间用来做哪怕很小但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夯实基础，因为今后你不可能用几年时间专注于一个问题的研究。孙江教授不无幽默地说，大家要写好博士论文，需要有“傻气”，也需要有“贼气”。傻气和贼气结合起来才可以写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

问道与切磋

提问环节大家频频举手请教：

秦州副教授首先问到，NGO组织在中国有没有秘密结社的性质，为什么这些年它的生存境遇越来越难？

孙江教授认为这和惯性思维有关，我们的政府总认为人聚在一块儿要做坏事，谋为不轨。NGO是协会，和传统的结社不一样。中国要想建立一个和谐健全的社会，这样的组织必须给它以相应的位置，否则，就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说的，缺乏结社支撑的社会是不稳定的。

助理研究员袁光锋说自己钦佩孙教授是叙事“高手”，希望进一步了解如何锻炼和提高叙事能力。

孙江教授说写文章一定要开心，自己写作时经常会藏一些很搞笑的词句在里面。现在的历史写作、论文写作都已经程式化了，以前人不是这样写作的。你看柏拉图《美诺篇》和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开篇头一段文字，太棒了。他认为法国人的东西是很有意思，建议多读读。

周海燕副教授就这一问题继续问到：叙事史的复兴近来是一个趋势，如何处理叙事与材料的关系，用一个叙事的方式去承载一个比较大的主题？

孙江教授谦虚地称自己没有认真想过这样的问题。说到叙事，他比较注重“关系”，即事件主体彼此之间是如何看待对方的，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要注意到，文本中的历史是不完整的，要阅读文本里的空白——沉默。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东西固然重要，没有呈现出来的东西也许更重要，为什么没有呈现呢？要像侦探小说一样追问下去，一直追到最后。

郑欣教授向孙江教授提出三个问题，一、同是研究中国革命史，因取向和方法不同，高华教授的研究与孙江教授的研究有何不同的发现；二、“知道得太多”是否给孙教授的学术研究带来压力；三、孙教授如何看待和应对中日学生的差异。

孙江教授感慨地回忆起与高华教授的交往。高华教授曾对孙教授说：“我们的学习经历是中断过的，而你没有，一定要坚持下去研究”。这对一度摇摆于埋头学术与走向社会之间的孙教授很有影响。孙江教授认为高华的党史研究，是嵌入党自身之中，而自己研究的是社会史中的党史，但是，他们都发现了两个共同的东西，一是以往革命研究的本质主义倾向，基于教条来叙述中共历史。孙江教授认为，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断裂，也不是连续，而是断裂“处”。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去除了“目的论”的革命研究，不能基于当下的想法来做研究，那样会曲解历史。但是二者也有不同，孙江教授笑说自己置身于贩夫走卒，浑身污泥；而高华教授钟情革命，满身疮痍。

高处不胜寒。学术与政治关系紧密，孙江教授相信这是任何一个钻研很深的学者都会感同身受的。他坦承，多年前他认为一个学者最好的品质是智慧，而现在认为是勇气。知与不知，是一回事；敢与不敢，是更重要的问题。

至于中日学生的差异，孙教授认为，二者很不同。日本学生的问题在于做了很多很细致的工作后，不敢下结论，重过程而不重结果。中国学生一般重结果而不重过程。中国学生聪明但不肯下死功夫，所以需要有点“傻气”，反过来，日本学生应该多一点“贼气“。

南大文学院的葛飞老师提出历史上结社的生存、消失或者后来80年代的回潮好像都与其存在的社会空间有关，他向孙教授请教如何看待结社与空间的关系。孙江教授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匀质化”，把现代性的主张匀质地覆盖到整个社会，或吸纳或者消灭，中国还徘徊在其间。

袁光锋助理研究员就概念史研究的问题再次发问，他认为斯金纳关注概念的突变，与科塞雷克关注概念的漫长演变相比，前者似乎更适合中国目前具体问题的研究。孙江教授解释到，科塞雷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概念史研究方法，而斯金纳实际上是批判概念史的，认为没有概念史而只有概念的争论史。他赞同袁老师关于斯金纳“突变”的看法，认为要关注断裂处，博士论文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做文章。

朱丽丽副教授的提问又回到结社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上，她说，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王朝更迭常常与结社关系密切，皇权更迭与革命对结社的利用差异何在，如何看待80年代结社复兴及其原因。

孙江教授认为中国各个时代基本上是“反结社的”，这与皇权专制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定位有关。王朝更替是往后走的，恢复过去的传统，而革命是朝前看的，指向完全相反。就对于结社的利用或改造而说，皇权时代基本上是利用而已，革命则要进行改造工作。但是，中国传统积淀很深，断裂也很深，历史不是单面的，而像一个分叉，我们看到的是表层或一个枝杈，地下的或另一些枝杈在某个时段可能会浮现出来。1980年代结社泛起，恰好说明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潜在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胡菡菡副教授想知道，通过概念分析理解社会的历史学方法对当代社会的判断分析是否也可行。孙江教授肯定了周海燕副教授所做的记忆研究就属于这种研究。首先，记忆研究成为历史研究对象是一个革命性事件，是“语言学的转向”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变化。其实，所有的历史学大家都关心当代，甚至就是当代的研究者。反过来，一个好的现状分析家，不管做哪方面的研究，包括传媒，一定要有历史情怀。孙江教授说自己对传媒也很感兴趣，新文化史的研究正与此相关。

周海燕副教授再次就自己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向孙江教授请教并且激动地向孙江教授讲述所受之启发：地方结社与读报小组的意义生产应有所勾连；同时，在方法上，周海燕副教授认为，很多事情在当时的报纸上没有记载，应该阅空白之处。孙江教授说空白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说“结社”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里，二是说报纸上写的遮蔽了存在的东西，就是说文字里有空白。

王蕾副教授紧接着向孙江教授讨教发现和探求文本中的空白的具体经验。孙江教授认为这主要还是和学者个人的嗜好、性格、思维习惯有关，他说他这样在历史中行走的“老江湖”，习惯反着看事物。

意犹未尽之中，周海燕副教授不得不宣布报告的结束，全体老师和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孙江教授的感谢，此次午餐会落下帷幕。

（注：文章经由孙江教授审核后发布）

文字/郭欣荣

校对/孙文峥

摄影/黄贺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