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6日中午，pg电子直营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三季第2期（总第52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邹军副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做了题为“虚拟世界的民间表达——中国网络舆论研究”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李明副教授主持，南京师范大学刘荃教授、南京大学郑欣教授、张红军教授、王蕾副教授、朱丽丽副教授、付晓燕讲师、王成军助理研究员，和近六十名来自院内外的硕博研究生们参与这次讲座和讨论。李明副教授开场便介绍了邹军副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渊源——邹军副教授曾在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李明副教授风趣地说邹军副教授这次回来给大家做报告，也算是回了趟“娘家”。在学术报告正式开展之前，李明副教授将第一季学术午餐会的珍藏版纪念册赠予了邹军副教授。

在报告中，邹军副教授首先向大家解释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由头，他引用2003年6月5日《南方周末》上刊登的文章《网上舆论的光荣与梦想》来说明论文写作时的社会现象和背景。他认为，自2003年起，网络舆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入公众话语，具有不同于传统舆论形式的特质，例如它的表现形式，它的议题，它的作用和方式等，并且网络舆论的繁荣是中国所特有的社会景观。邹军副教授进一步指出当时网络舆论研究领域争议颇多，关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不仅在技术决定论者与批判学者之间争论不休，甚至在批判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邹军副教授总结道，在十年前大家对互联网总体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邹老师认为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而很少考虑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对互联网本身的扩散的影响，这种相互的作用在当时的研究和讨论里面并不多，这也成为他做这个选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邹军副教授介绍说，其博士论文的理论工具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具体的研究方法有电话调查、访谈和虚拟民族志。邹老师坦言，虚拟民族志现在已经成为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但在当时比较少见，比较“时髦”。

邹军副教授的博士论文首先对“舆论”的含义进行了澄清并对“网络舆论”做了“概念化”工作。他指出，舆论不仅是一个切片，更是一个过程，是意见表达的过程。而网络舆论则被邹老师限定为网民表达的意见。概论化工作完成之后，邹军副教授开始从研究网络舆论主体入手，揭示网络舆论的民间特征。通过对多项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及现有研究成果加以解析，邹老师得出结论，那个时代的网民是一个明显的草根群体，很少有精英群体或者收入比较高的人，在网上就一些公共事务发言。邹老师坦言，这和后来的微博时代其实有一些区别，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接下来论文对网络舆论的本体及其特征进行分析，邹军副教授认为，网络舆论本身就是一个民间的表达，造就这一特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媒体不够开放。邹老师指出，如果说中国互联网有所失控的话，源头就是没有给商业网站以采访权。

论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网络舆论表现的形态的考察，邹军副教授说，“我应该是第一个把网络舆论的几乎所有的表现形式都列出来的一个研究者”。在讲座中，邹老师尤其向大家介绍了为什么把黑客攻击认为是网络舆论的表现形式之一。此外，论文还分析了网络舆论的生成路径和过程，指出这是一种“可视化”的意见汇聚。

邹军副教授接着对网络舆论与中国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他先对公共领域及市民社会的一般理论进行了梳理，引用多个学者的观点指出公共领域概念的不确定性，并以始于2007年的“华南虎风波”为例，探求中国语境下互联网之于公共领域的意义，最后对网络舆论与市民社会的互动与提升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邹军副教授认为，网络舆论对市民生活、公共领域以及中国本身的市民社会的建设都是有意义的，当然论文也分析了其局限性。

论文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从商议民主的角度来讨论网络舆论的问题。邹军副教授寻找的答案是在中国互联网能不能担当起作为商议民主的主要空间的重任。研究依然从案例入手，对2007年公众假期调整方案的网络协商案例加以解读，指出网络协商中存在舆论呈现与建构、开放与限制、理性表达与非理性宣泄并存的现实。尽管布尔迪厄在《舆论不存在》中指出，民意调查是政治行动的工具，政治行动者用它来制造“舆论气氛”，以强化自己言行的正当性，但邹老师提出应该肯定网络协商的意义，因为它能让政府看到人们为什么反对。

邹军副教授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对社会运动中的网络舆论的研究。邹老师以三起社会运动为例，分析了在不同的社会运动过程中网络舆论的表现形态及作用过程，进一步揭示其间蕴含的复杂的国家—社会关系。在这一部分的研究过程中，邹老师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置身其中进行观察研究，并且将三个案例中的网络表达、网民作用进行对比。邹老师犀利地看到，作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中央和地方之间有利益的博弈，一个议题能不能在互联网上比较顺利的传播，跟它的诉求与中央的发展方针是否一致相关。邹老师坦言，“其实中国网络舆论之所以能够活跃，其实总体而言它还是跟我们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或者说普通中国人对中央的总体政策都是支持的，只是反对某些个别的观点或者地方政府。”

在讨论与提问环节，pg电子直营 付晓燕老师首先发出感慨，作为近十年前的研究，邹老师论文中的确用到了很多创新的方法，但是她提出，十年之后网络舆情研究已经遍地开花，跟这些后起的人相比，邹老师研究的优势和起点有什么不同。邹军副教授回应说，一方面他现在已不再做网络舆论方面的研究，而是转向做互联网治理和移动互联网研究。另一方面，邹老师认为，舆情调查跟他的研究完全不是一回事，舆情调查是一个科学方法去搜集一个机械的问题，而他比较注重研究它和社会互动的关系。

正是因为邹军副教授回答说他不再进行网络舆论的研究，引起了pg电子直营 多名老师的追问。郑欣老师直接发问为什么不继续做，是不是受到大数据的挑战，有没有可能再坚持。邹老师说，不继续做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原因，自己已经驾驭不了。付晓燕老师问，能不能把民族志方法发扬光大，因为现在也出现一个趋势是从数据转向民族志。邹军副教授回应说，民族志方法他觉得是有用的，没有放弃，不过他补充说，社交媒体时代做民族志研究难度加大，必须要跟得很近才行，因为不真正进入那个社交圈子是不行的。另外，邹老师强调，做互联网有关的研究，后台的数据支撑太重要，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朱丽丽老师也接着这个话题发问，她说，不管是大数据，还是它的后台数据，可能是会帮助解决有一些问题的面向，但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更加流动的或者是更加深层的文化层面的问题？邹军副教授认为，大的方面大数据是管用的，但是就个体而言，质性研究是任何方法都没有办法取代的。王蕾老师对邹老师现在的研究内容产生兴趣，询问他在移动互联网方面主要关心哪些问题。邹老师说他对移动平台上传播主体的隐身化现象以及全球治理问题比较关注。

朱丽丽老师又将问题转向十年后大陆的公共空间和当年相比有什么不同。邹老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在中国除了天安门有大广场以外，其他基本上都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互联网空间的变化跟我们在现实中的公共空间的变化其实是一样的，都变成了社交化的小空间，但这种小空间的成长，也是有刺激意义的。2015级博士生许松接着这个话题追问，这种公共空间变化的趋势对于政府治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邹老师解答道，社交化个人传播对中国来说肯定是好事，对政府的治理是有帮助的，邹老师打了一个比方，大家拿着手机，一万个人看一个事情，和一千个人站在广场上同时看一个东西，效果是不一样的。

王成军老师关注的视角是舆论的演化，他向邹老师问到，什么样的因素推动着网络舆论向前演化，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研究这些因素去预测舆论的演化？邹军副教授说，陈力丹老师的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认为一些因素的出现会在舆论形成中发挥促进作用，比如有公众人物的进入，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有传统媒体的报道等。

2015级博士生黄贺铂将目光转向国家在互联网问题上的开放与封闭问题，请邹军副教授谈一谈中国政府在大陆封禁某些软件、网站的现象。邹老师坦言，十年前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对互联网还抱有充分的信心，但现在中国的互联网的空间是越来越窄，众所周知的是，互联网有一个中国互联网和世界互联网，不管是话题的空间，还是整个媒体，整个环境、整个空间都在缩小，这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的问题。

讲座的最后，朱丽丽老师请邹军副教授以在座同学的学长身份给大家说一些寄语。邹老师十分谦虚地表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很惶恐，只能建议大家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要从问题出发，从兴趣出发。李明老师感谢邹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中午，在大家的掌声中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第三季第2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圆满结束。

 

文/郭静  校对/张媛     摄影/曲飞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