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日，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二季第9期（总第34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结合其博士论文及多年指导博士生的经验，为大家带来精彩演讲。本次学术午餐会由pg电子直营
袁光锋博士主持，郑欣教授、朱丽丽副教授、王辰瑶副教授、王蕾副教授、周海燕副教授、胡菡菡副教授及校内外六十多名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和讨论。
报告开始之前，袁光锋博士代表pg电子直营
将《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一季》纪念册赠送给了张凤阳教授。作为张老师的学生，袁光锋博士也回忆了在他自己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张凤阳教授给予的认真指导，一些当时他还无法完全理解的观点，在日后的学习工作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凤阳教授首先聊起了他和pg电子直营
一直以来的良好关系，并且介绍两个学院也有很多跨学科的交流。张凤阳教授当年博士论文的题目为《交错与冲突：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文化社会学分析》，研究的是20多年前的事情，最早在南大出版社出版，后来在凤凰文库出版。张教授认为，这篇论文是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对于现在的再次介绍价值几何，他心中存疑，因此本次“学术午餐会”便不对他的这篇博士论文再做介绍，也欢迎同学们私下交流。
张教授坦言，博士生学习最重要的事就是博士论文，在今天的学术午餐会上，他不谈当年怎么做学生，而是想谈一谈当了博导之后怎么做导师。以张教授自己的学生为例，为什么建议他们做这个选题，初始考虑是什么，论文写作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如何化解？张教授谈到，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与各自的学术经历、学术结构、学术偏好、个人生活习惯有关，他所谈的，也仅仅是一些个人经验，希望通过讲述自己指导博士论文的经历，能对大家的学习科研有所启发。
首先，张凤阳教授介绍了自己复杂的学科背景。虽然一直对各式各样的学术问题都很感兴趣，自己也有着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背景，但是张教授也承认，没有人会在每个方面都出色，所以格外需要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才能找到论文的创新点。以张教授本人为例，他坦言自己数学不好，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对文学和艺术理论也有感觉，但对经济学始终不明。怎样在自己有局限的知识框架内，做一些有特色的东西，指导学生做些有意思的东西，这也是张教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张教授每年会给很多大学的博士论文做匿名评审，经过比较他认为，在政治学领域，最规范规整的是复旦大学。张教授也在思考，在哪个方面能让自己的学生有特色，而不是单纯追随复旦的脚步。结合对政治学科的规划来看，张教授认为有三条政治学研究路径，分别是政治思想及政治哲学、历史和政治、经验和实证。张凤阳教授自己做政治哲学研究，但是学生的学术背景也并非完全重合，考虑学生的自身特点，他带的数十位博士生中，真正做政治哲学的非常少，如果早年没有正规训练，通过博士期间的补课要做出新意，很难。于是他建议学生做大的政治社会学领域命题，强调思想性上的人文关怀。因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所以张教授也希望学生做一个有趣好玩的论文，用兴趣支撑，苦中有乐。
在确定选题之后，关于学术研究的表达方式，张教授认为要体现背后学术性的关怀。如今网络空间里纷杂公共评论也体现了思想的多元化，但在博士论文里，更强调用学术的方式来陈述思想，追求含蓄的东西，尽管个人风格不一样，还是要自己把道理想明白敞亮，叙述要有张力，让别人读出其中思想性的关键，通过含蓄方式表达思想性的内核。
张凤阳教授介绍的学术论文的一条重要规则，就是“知识累进意识”。文献分析作为开题的基础工作，要首先判断博士选题和研究工作是否有新意，这种判断不是拍脑袋想的，更不能是断言。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知识累进意识，国外学者是否做过这个选题，做到什么水平，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论，这些都是研究开始前需要考量的因素。研究者需要考量“如果我来做，能否有推进”，有推进才是创新。论文要避免低端重复性的工作，比如理科等自然科学研究就不会再研究牛顿这些完全知识化的东西，而是会一步步向前走，使得学术论文的定义是学术性的，不是纯粹的思想性的。尽管有程式化之感，但是这就是博士论文。
在研究方法方面，张凤阳教授也谈了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张教授强调，人文社会研究的学术基本规范是不能含糊的，只要是在学术路线上做的研究，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所以他也不对学生的研究方法设限。以他个人为例，张教授做政治哲学就抱着开明态度，对包括量化研究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因为张教授对数学方面知识较为生疏，所以他自己无法教学生量化方法，他可以教给学生的，是“预设”。如今，社会科学的计量研究已经到很高水平，所有研究的方法论依据都非常完备高端，大学是用来做什么的？大学培养人做什么？既然不能按照调查公司、中介公司等纯数据机构的套路来培养，预设就是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因为研究预设还不能从纯粹量化的研究来训练，恰恰需要一些理论研究来做预设，所以各种成型的想法、哲学判断，张教授都想教给学生，谈到这里，张教授再次强调，这些成型和需要再探讨的想法也都要具有趣味性。回顾指导学生完成博士论文的种种经历，张凤阳教授坦言，这其中也有失败案例，有的老师教的知识，学生由于能力有限，勉强做完，效果也差强人意，但是这么多年下来，让张教授深感得意的博士论文也有不少，整体来说，指导学生，不断共同思考讨论，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自己也在进步。在今天的学术午餐会上，张教授就挑选其中四篇博士论文，和大家做一番交流。
张教授最早指导的博士论文选题，名为《学术与政治：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效应研究（1978-2007）》，论文的作者李智2004年入校，就开始思考要做什么研究，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学院前期有老一辈老师带的学生的选题，也观察国内的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取向。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讨论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上意见的表达，以及这种表达对中国政治执行的影响；第二个考虑，中国喜欢纪念活动，人文学科的恢复在1978年，多个学科陆续恢复，当时，学界在筹备各种纪念活动，都在做30年来如何进步的文献梳理，于是张教授开始思考，能否用政治学的方法，把三十年来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度和贡献方法做评估，这种评估不是想当然，是可以通过学术和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的。马克思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演讲提到：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以此为思路，张教授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教书做研究，发布的平台是课堂或者是学术期刊，这才是知识分子职业化的最典型的角色扮演方式，论文可以考察这种扮演方式和三十年来的政治进步之间的关联。确定选题之后，如何研究这种关联性？最早设想是利用发达的软件工具，首先对官方文本做分析。中国三十多年来，最保险的研究方式，就是对党代会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做文本分析。借助工具，测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类这四大领域关键词出现的词频频率。在关键词检索之前，预设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教授直觉性的判断认为，在中共官方话语里，每一个新的概念，绝大部分事先都被知识分子讨论过。市场、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公正……这些知识分子都讨论过。第二方面，知识分子前期的讨论，和后来的政治修辞，在不同领域有一些差别，后来的政治修辞吸纳的数量最多、速度最快的，肯定是在经济领域。而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的讨论，被吸纳的数量少，且速度慢。以胡锦涛时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这一概念为例，这个人道主义的讨论，是知识分子三十年之前做的，1979年开始讨论，1983年到高峰，经过了一个复杂周期，才进入官方话语。此外，还有一个领域十分特殊，就是文化领域，虽然网络时代传播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新鲜词汇，但是对照中共的官方文本，文化类的新词最少。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分析，可以看出，最大限度的经济开放，关切经济发展面的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政治方面则要经过多方博弈，而思想和文化领域最保守。后来，这个学生去美国交流一年，回来以后，张教授再次看了他的论文，发现结构性做法没有历史感，没办法展现中国社会学术和政治关系模式的变化。
张教授提出，有一些东西是知识分子先期讨论过，后来在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这个概念，只能证明这其中的相关性，但是无法证明政治修辞的文本就是从知识分子身上获取的。于是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证明的途径。很幸运的，他们找到了这个案例——南大哲学胡福明老师，写过一篇载入史册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这篇文章的主创署名，出现过一段小插曲，因此，光明日报社召集编辑把文章的来龙去脉存档，因为每个人的回忆有偏差，最没有偏差的是胡福明老师投去的第一稿和历次修改的文章，这是存档的最可靠的一手文献。通过这个官司，无意中复原了知识分子的初始构思怎样被政府吸纳、政府修辞的全过程。后来这篇论文又做了第二次修改，力争呈现历史的变化，其中如何对历史分期的问题，学术界没有共识看法。于是张教授建议将这段历史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1978-1981年，粉碎四人帮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任总书记，这一段完整呈现了学术性的话语如何变成了政治修辞，张教授把这段称之为政治路线的矫正与知识分子的卷入。第二个阶段是1981年-1989年，在那个时代，凝聚和表达公共议题，在知识分子身上有强烈的需求；第三段就是1989年-2002年，江泽民执政时期，可以被归纳为徘徊在立法者和阐释者之间的学人，由于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大学里发生的重大变化，知识分子开始做学术，是做解释的人。
进一步出现的学术规范的大讨论，也带来了之后学术话语和公共性关怀的分流。最后一阶段就是互动中兼取并行的学术话语和政治修辞，基本围绕胡锦涛时期。论文的作者在2008年毕业，所以论文最后文献截止于2007年。整篇论文用的是可见的文本数据进行统计，文本是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人民日报，除了统计外，还有深度文本分析。在这篇论文的指导中，张教授把方法论预设告诉了学生。首先，是对纲领的运用。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者拉卡托斯，是科学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著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他提出，一套理论就是科学纲领，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硬核和保护带。硬核是纲领的最主要部分，是不能被否定的，不能轻易把怀疑和批评矛头指向这个部分；保护带是附属在硬核外围的保护性的内容，可调整、可放弃、可更换，使得纲领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运用这一理论，张凤阳教授发现，治国纲领也有硬核的部分，是禁忌性的规定，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外围的保护带可以做调整，比如社会主义，这个过去和所有制有关系，所有制是公共的属性，当年是越公越纯粹越好，后来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多种经济形式看做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这证明，知识分子的研究直接进入了系统，还证明了知识分子的学术表达，如果被共产党吸纳，有边界，就是不能伤及硬核，要有利于其调整保护带。通过这次研究，张教授还有另一个发现。80年代，知识分子公共关怀很强，权力系统对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回应很积极，但是到了其他一些时期，这种情况发生变化。过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进入了政治修辞。这之后，知识分子原创性的能力在衰退，胡锦涛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之后，知识分子的文章急剧飙升，显示知识分子的原创力在变化。所以文章结语讨论到这种情况的解释，由于比较敏感，这部分内容在论文里只做了简单提及。张教授对此给出积极和消极两个解释。积极方面：这是一种进步。早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表达和学术的表达没有分开，但是后来到了90年之后，很多学术规范的讨论，中国大学和国外接轨，建立学科规范，这样大学慢慢研究方向发生了剧烈变化，学术开始和政治分流，张教授把这种变化看做大学知识累进的进步。第二个积极解释就是，官方也在进步，共产党权力系统本身，概念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学界也做过中央政治局领导学历的变化，发现除了党的自身权力系统的人员之外，各级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它们自身已经能生产观点。当然，这一现象的消极变化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知识分子的衰退。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上，独立性不够，依附于政治、依附于政权。现有体制，找到了控制知识分子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对于这部分内容，在此就不做赘述。总的来说，这就是让张教授印象深刻的一个学生的选题研究，大致上把政治哲学意味的预设，用了一套政治社会学方式做了证明。
张凤阳教授介绍的第二篇学生论文，《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是他的学生王海洲的博士论文。由于王海洲本身知识面广，文笔好。张教授给了他一个题目——“仪式”。关于“仪式”的研究有很多种做法，最多的是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其次还有心理学。张教授要求学生读相关文献，通过仪式观察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然而在开题时，以何种方式将这个想法在政治学学科水平上呈现成为了一大问题。王海洲用了一套复杂性理论。对此，张教授认为，复杂性虽然好，但是如果他看来都觉得费劲，那就说明有问题。复杂性的应用与这篇论文的整体匹配度不高。仪式可以被理解为一幕大戏，这幕大戏上演的最主要的几个关键：怎么筹划策划、舞台布景布展、要操演、检阅。这是有逻辑的弱递进弱表达关系的，但是每个部分必须是规矩的学术的。所以最后呈现的论文中，第一部分就是筹划，第二章就是展布，围绕政治仪式的环境和内部结构，第三部分就是仪式的操演，王海洲自己加上了改编和刻写，最后检阅变成了双重意义。这篇论文也受到了较高评价，因为这是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仪式进行研究，通过仪式观察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初作品。
博士论文题目到底做大做小，是很多同学拿捏不准的问题。张教授认为，其实两种都可以。按照美国博士论文的做法，是要做小题目，做得细，要有充分数据支撑，不要宏达叙述。但是在中国，有另外考虑。很多学生毕业后要在中国高校工作，博士生训练的方式虽然很多，但是真正有强度的训练，就是写一篇论文。所以写作博士论文是最后的高强度的训练。有一些学生原来不是学政治学的，所以选择大题目，也能逼着他们读书思考，达到较高的训练强度。
王海洲的一位同班同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张老师记忆中一个不太成功的案例。这个学生原本基础好，但是不擅长做政治哲学思考。在讨论题目时，他表现出对社会公正问题感兴趣。于是张教授建议了一个论文题目——“中国人的不公感”。论文关注中国老百姓不公的感受从哪里来，能否用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老百姓社会不公感产生的机制。张凤阳教授借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学”研究，修改指标，提出研究公式来解释社会不公感，以及由这种社会不公助推的社会行为。公正期望/资源分配=社会不公感，因为公正都在分配领域谈，西方主流的正义理论就是分配正义理论，分配稀缺资源，所以在分配的预设下讨论社会公正应该是可行的。公正期望越高，资源分配的方式越糟，社会不公感越强。因而带来挫折感，挫折感通过阶层流动来释放，如果流动性低，不公感无法释放，就会发生动荡。接下来，如果该公示成立，那么研究路径在哪里？论文首先需要分析，中国人的公正期望是高还是低，是在升高还是降低。张教授的直觉认为，中国人对公正的期望是高的，并且还在不断升高。30年来中国资源分配有什么制度缺陷被累积起来，在各个领域分配安排、制度取向、程序规则，是怎样造成累积性缺陷的？这些都是该论文要研究的问题。第三，是个断裂社会结构，在这结构下，中国出现了顽固的阶层固化，抗争被怨恨情绪助推。研究结论的方向应该是：要使得中国资源分配变好，要驯服寡头；第二要疏导民愤，这都是中国未来达成良好社会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凤阳教授为论文提出的最初框架。然而由于学生的自身问题，一直没有做好，2004出的题目，当时还是政治学研究的创新，而这篇论文用了八年时间才做出来，新鲜感没有了，也较为遗憾。
张凤阳教授最后分享的，是一篇尚未系统进行的论文。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张教授建议他进行一些古典主义方向的分析，一个偶然机会，他们决定分析国歌。通过国歌说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也是政治学多少年来的热门话题，中国和西方都在谈，所以要换一个角度来谈。现在讲究LOGO，国家也有整体的象征性，国旗国徽国歌，国歌词曲的确认和变化，在几个国家，国歌有着特别有趣的故事。这篇文章最后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中国为研究对象。从政治学分析来看，国歌有归属于我们的共识性体验；旋律方面，在新传媒环境，奥运会、香港回归，都会有奏国旗的流程，国歌的旋律也有身份性识别功能，有对国民的精神的唤起；国歌结构，在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有的是一种战歌，有的是颂歌，除了宪法上确认的，还有有的国家的第二国歌，比如中国的就是《歌唱祖国》，属于颂歌类型的。当它们被放在民族国家的成长中看，很好玩。总的来说，国歌故事折射了民族国家的变迁。之后的博士会继续研究“地图”，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命题。
在张凤阳教授分享完四个指导学生论文的故事之后，pg电子直营
的师生也进行了提问。周海燕老师认为，新闻的路径是讲故事，社会学是分析过程、结构、变迁、功能，但是论文写作过程中下笔最难的部分，就是把这些上升到概念，进行哲学的思辨。张凤阳教授对于怎样把想法升华抽象到概念，也分享了他的一些观点。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解决路径。一，我们掌握了这么多材料，有工具性分析后，怎么上升成抽样的概念。还有一种，先告诉学生概念，在这个政治社会学情境下，能否将概念复现出来。概念的确立有两条路，一条是大量经验性分析之后，使得概念更加富有涵盖力、解释力，需要作出归纳和概括；第二个是需要对问题背后的东西预先的有一个直觉性的把握，纯粹依靠哲学训练得出。随后，周海燕老师进一步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之间的关系、公共性被驱逐出话语领域”等问题的逻辑证明提出问题。张凤阳教授指出，早期的知识分子是知情合意的，信仰这个，行动就是这样的，而现在的社会背景下，这些人的言行不一，体现了流动的非本质主义思维的后现代的情境，公知无论左右，是一种训人的教条式的本质主义的形式来呈现的，所以在年轻人看来肯定是装腔作势的。以近期宣传的“中国梦”为例，如果想要真正打动人，官方就不应该一味强表达，而是应该学会弱表达。
新闻系大四学生关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概念的设定”提出问题。张教授认为，本科生论文，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自己考虑好将来做什么，如果打算读硕博，有志于做学术，本科论文要设计为整个将来长远后续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种就是就业工作，论文就是四年专业研究之后的总结，和后续的学术研究没有关联。第一种做法要求更高，但是初始阶段训练，切口可以小一点；本科生阶段论文门槛不高，大致上文献上要求都不严格，至少要有国内外特别有代表性的文献观点的简单梳理，然后告诉大家，你在某一方面，提出自己见解。如果通过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能够有一个给人耳目一新的切入角度当然更好。
最后，政府管理学院的同学对于量化分析和理论的运用，提出了问题。张教授再次重申，虽然他本人不做量化，但对量化研究充满敬意，量化研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能否认。牛顿力学建立起来后，万有引力的学说并未一下被接受。这时人们必须增加辅助性的保护来保护这个硬核。此外，针对一些研究问题，即使是证明科学性的常识，也并非没有意义。而如果用西方的概念和框架解释中国问题，一定要结合中国现实情境做一些调整，避免对于概念框架的教条化应用。
在两个小时的交流中，张教授结合实例，从选题设想、研究路径、叙事风格等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在热烈的掌声中，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第二季第9期（总第34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由张凤阳教授带给大家的学术盛宴落下了帷幕。
（文/顾青图/吴雪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