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5日，pg电子直营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二季第10期（总第35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了云南大学新闻系的郭建斌教授，郭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其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的写作历程。

本次学术午餐会由胡翼青副教授主持，郑欣教授、朱丽丽副教授、王蕾副教授和近百名来自校内外的硕博研究生们参加了这次学术讲座和讨论。

在学术报告开展之前，胡翼青副教授先从他与郭教授多年的缘分开始介绍郭教授，他提到在八年前当年自己读博士的时候极其困惑迷茫，在博士论文的难产阶段遇见了郭教授关于“独乡电视”的那本书，当时就爱不释手，然而后来知道那本出版的书籍其实只是郭教授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很期待听郭教授亲自来复原历史，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博士论文文本。后来胡翼青副教授与郭建斌教授成为常常在网络中沟通却素未谋面的朋友，直到2012年中山大学举办的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上终于第一次见到郭教授，当时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在于郭教授把他的事业、生活以及研究对象这一切都完美地统一在研究之中，这是一种非常令人钦佩也非常令人羡慕的感觉。在一段简单的介绍之后，胡翼青副教授代表pg电子直营 ，将博士之家第一季纪念册赠送给郭建斌教授，紧接着进入嘉宾对博士论文进行分享的阶段。

首先郭教授表示了跟胡翼青副教授的朋友关系之诚挚，接着开始了今天的主题演讲。在介绍那份沉甸甸的博士论文内容之前，郭教授首先谈到了几点自己的感悟，即国内的老师对学生的训练缺少一些研究方法的层面，民族志在新闻传播的这一学科之中其实还不是很热门。当然，独乡电视部分是一个故事，但是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理论是不可或缺的，而郭教授表明自己当年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最为“难产”的就是如何把理论和田野资料进行缝合。后来来自当年答辩时候的一位老师的灵感，郭教授在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去掉了理论部分，转而纯粹的讲故事，进而《独乡电视》这本书诞生。不过郭教授毫不避讳这样出版书籍的方式可能带来的质疑，比如当有人提到这份研究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的时候，其实问题就在其中，郭教授解释道生活在那种特定区域的人他们是如何使用电视的。他进一步自我剖析，可能这样一种研究问题在城里人看来都不能称之为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那个地区的人而言，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的电视机甚至都不是买回来的，很多是亲戚送的或者是县政府以及上级送的，而这样的赠送关系就必然与社会网络有关。提到捐赠的电视机的时候，郭教授想到当时遇到的一个难忘的场景——刚到独乡的时候，当地人带着郭教授去保管室，当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屋子全是旧的电视，而这些电视都是外面捐赠电视，事实上很多都是废弃的，村民无奈背进山里发现不能使用又原路运回，而保管员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所以从电视这个点来切入对于当时那个封闭的独乡而言是具有实际价值的。

在提到关于民族志的这个方法的时候，郭教授表示，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适合这样的一群人，即不擅长思辨和驾驭理论的一群人，而他自身对于田野调查更有一种亲近感，当时作为一名学生他无知无畏，认为田野资料的活动能够获得很多有趣的信息，并且不同于问卷，田野调查的内容更能够让他融入到当时的那种情景中去。当郭教授自己把做田野调查的这个想法告诉导师张国良老师的时候，导师的这句话“可以，这个很好。如果可以做到你就是新闻传播学科第一个用民族志的做法做博士论文研究的人”让郭教授倍受鼓舞，这种来自导师的宽容让他动力十足。

接下来，郭教授举例讲述了当年在独龙江展开的有趣的调查经历。伴随着精彩的图片和郭教授生动的描述，郭教授把在座的师生都拉回到13年前的记忆中，师生们仿佛身临其境。首先他为在座师生介绍了独乡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从地图上可以直接看到，独龙江和缅甸接壤、北边就是西藏，和缅甸接壤的地方是有国境线的，当时是出于好奇，所以去到了独龙江进行半年的田野调查。

1994年郭教授第一次去独龙江，走了三天进去之后实在走不动了，后来又花了两天时间走了出来，所以其实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什么都不了解，就是走了一趟路而已。后来1999年再次去独龙江的时候，走了其中南边的三个行政村，在1994年第一次去独龙江的时候，别人总是说这样的话，“你不到贡山县不算到过怒江”，于是郭教授就去到了贡山，当他达到贡山之后，贡山人又说“你不到独龙江不算到过贡山”，当郭老师去到独龙江之后，别人又说“你不到最北变的迪正当村你不算到过独龙江”，所以没去过最北边的村子成为郭教授当年的一大遗憾，于是在2001年再次去的时候就直奔最边远的村子。

当时当地的条件很艰苦，而当地的村民却给了郭教授极高的待遇，郭教授也为我们展示了当时他居住的一个小木屋，他开玩笑说相当于城中的总统套房。就在这样的四面透风、睡在床上可以看到星星的房子里，郭教授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白天与村民在一起，晚上回到“总统套房”开着电筒写笔记，直到笔记写完才会去睡觉。

而关于融入的问题，郭教授发自肺腑地发表了自己的感悟。他提到，当我们作为研究者在想象一个地区的时候，我们可以对那个地区的人、事、物做出各种想象。当我们刚进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一阵风”，并且吹过之后不留痕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他们也完全不理我们。所以作为研究者，当时是及其渴望当地人能够跟我们有所交谈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学习者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而不要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研究者、城市人。在这一方面郭教授特别举到一个例子是关于跟当地的小孩交谈的历程，当地的上过学的小孩都会讲汉语，当郭教授跟他们谈话表示想学习独龙话的时候，当地的小孩子就变得非常的兴奋和热情，试想一下他们都是平日里被老师管着的小孩，突然有一天一个人请他们来做老师，这样他们应该是蛮高兴的。所以总体而言，研究者需要从研究者转变成为学习者，介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去。

吃老鼠的故事对于郭教授而言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一故事的生动描述再一次掀起全场的高潮。郭教授讲到，上山捕鼠都是年轻的小孩做的事情，他们会有一个自制的机关捕捉老鼠，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放有玉米的诱饵去吸引老鼠，当老鼠去吃玉米的时候机关上的石头就会压下来从而捕捉到老鼠。而郭教授表示，最为惊心动魄的其实并不是捕捉老鼠的过程，而是后面煮老鼠以及吃老鼠的过程，捕回来之后往火塘里面一扔，一下子老鼠的毛就被烧焦了，毛一烧焦了就要赶紧掏出来，掏出来之后用手把它的皮撕开，然后把内脏去掉，之后就直接晾在旁边，要吃的时候可以用油煎也可以煮汤喝。尽管是老鼠，但他们也不是随便吃老鼠肉的，通常也是过年还是客人来没有菜的时候才吃。

此外，跟小孩搞好关系是郭教授深有感触的一点，这段经历也让他能够更好地融入村中。当地的小孩子因为没有玩具，因此郭老师就给他们制作了一只木轮车，小孩特别高兴，自此以后小朋友就都特别喜欢郭教授了，他在小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并且那些小孩子也常常带郭教授到他们的家里去玩。

关于当地一个末代巫师的故事尽管是郭教授在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的一个障碍，但在郭教授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独龙江迪当正还是向他敞开了怀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困难就在于巫师这个身份的特殊性，尽管当地的一个巫师是房东的亲哥哥，而他却从来不不理睬在当地居住的郭教授。终于有一天巫师说“过两天我要在家里搞一下，你可以来看。”尽管这句话很简单，但是郭教授一下子意会到了，巫师的意思是郭教授可以去旁观他进行祭祀了。当时郭教授就特别兴奋——阻碍他进入当地世界的最后的一道大门终于打开了。

在这之后，郭教授又提到当时12月15日在当地度过的一个圣诞节。为什么他们的圣诞节是12月15号而不是12月25号呢？郭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当地的村民表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农活确定圣诞节的时间，每年冬天来临之前秋收基本完成之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当地政府会给村民安排义务劳动，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够有时间去安排圣诞节的事情。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中国和缅甸的两边都有亲戚，国界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有一次聚会。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反右的行动，独龙江曾经有一次基督教信徒大逃亡，他们中的信徒曾经被抓过这就导其他信徒很恐慌，当时独龙江的总人口不到2000人，而200-300人被抓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因此，在这样的恐慌之下，当时的基督教信徒基本都离开了，但是到60年代的时候又有一部分回来了，所以边境两边的联系十分密切，这是一种是祖祖辈辈的联系。郭教授表示，他们的基督教可能不是信仰，宗教的意义就是使得当下的生活更有意义，信教的人相对矛盾少，每周聚在一起唱歌、活动，每周的聚会会充实他们的生活并且维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国境边界的便捷性使得郭教授获得了一次去缅甸过圣诞节的机会，郭教授展示出一些跨越国境后的mukemugang的路和照片，可以看到相对中国而言缅甸境内的道路还很原始和落后。尽管缅甸境内的交通十分不堪，但一个很令人惊奇的发现就在于Mukemugang的教堂无论是环境还是装饰都要比独龙江的好很多。郭教授表示跟独龙江相比基督教传播在mukemugang的传播氛围还是很开放的，这样的差异就在于一种是断裂的宗教传播一种是完整的延续性的宗教传播，尽管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独龙江和mukemugang传播宗教，但是毕竟中国境内的宗教传播还是一种有断裂痕迹的传播状况，在50年代断裂之后到80年代才再次重生的。此外郭教授还讲述了他在缅甸境内过圣诞节的种种奇遇记，节日之后，他又回到了独龙江。

“回到迪正当，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是郭老师发自内心的感慨。郭教授表示，他能够感受到作为研究者的一种角色变化，介入他们的生活也许只是一种浅层次的进入。然而在独龙江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之后突然离开一段时间，在再次回去的时候，周围所有的人对他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当地人会觉得是以前的老朋友回来了而不是刚开始一个陌生人介入了的感觉，在这个时候郭教授表示自己就成为了一个深度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浅层次的观察者，他们事无巨细都会告诉郭教授。

在具体讲述了几段有趣的经历之后，郭教授开始回到自己的博士论文文本中。尽管进行田野调查能够获得十分丰富的资料，但是在进入论文阶段的时候存在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从讲故事到论文阐释的框架的诞生，在思考了三个月的论文框架之后，郭教授终于在最后找到一个概念，即“权力的媒介网络”，在找到这个概念之后其他的论文的思路都可以围绕其展开了，于是一下豁然开朗。

郭教授表示这篇论文对于自己来说是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成年礼。在博士论文之后产出了很多附属品，比如2005年出版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以及其他的一些论文。但博士论文并不完美，一直困惑自己的就是接近式同情部分，在2008年的时候郭教授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部分最不满意的部分，当年就在《传播与社会学刊》上发表了题名为《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的文章。

在演讲的最后，郭教授说道，博士论文是一种成年礼，在完成博士论文过程中学会的一个方法论的路径——搭桥，可以称之为一种中层理论的路径，而这种路径就是如何在本土的经验材料和比较抽象的理论之间进行一种勾连。这样的方式尽管没有理论上的原创，但是通过“搭桥”去建构中层理论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的路径。

在提问环节，郑欣教授首先提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民族志或田野调查中，免不了来自于定量研究者的一些质疑，在当下美国的定量研究比较风行，很多人认为做定量研究比较容易毕业，对于这样的想法想听听郭教授的意见。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质化研究的成果很难在新闻与传播类学术期刊上发表，郭教授又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第三个问题是做民族志的研究是否更适合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然而随着民族志方法不断变迁，现在的民族志已经不是传统的民族志了，在城市的研究中是否有可能借鉴这个方法。

郭教授表示，任何研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没有必要去批判质化或者量化的研究。此外，这样的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类学术期刊上发文章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做质化研究的文章会很长，而且也需要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投稿的时候就会经常有文章不能够超过一万字的字数，很难以缩减，一旦故事已经压缩得很少了，就已经不是这一类文章了。至于田野调查这一方法，随着多年来方法的不断变化，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田野，田野不是土壤、民族的简单概念，而是一个环境。

pg电子直营 王蕾副教授紧接着提问，她认为可以看出来郭教授的情感卷入程度比较高，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有客观理性的旁观者的态度才能够比较客观，她在此请教郭教授是如何把情感抽离出来去客观地看待他所研究的资料的。

郭教授的回答可以总结为关于“度”的一种把握。他表示，一开始要讨好别人以得到别人的接纳所以不得不希望有比较高的卷入度，但是很多时候作为研究者自己会注意警惕的，在卷入度比较高了之后后面还是希望充当一个旁观者，其实情感的卷入与旁观者的冷静是不断交替的过程，比如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会有比较高的卷入度，但是在整理日记以及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自己保持着相对的理性，研究者自身会很注意自己的价值中立。尽管在融入的时候会有一些技巧，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毕竟不是当地人。更多时候是一种象征性的参与，因为以郭教授自己为例，他表示即使让他天天去干农活也不能完全变成当地人，需要有一定浅层次的卷入正是因为没有卷入就没有别人对研究者的信任，而这种分寸和“度”的把握需要研究者自己准确把握。

郑欣教授补充，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作为研究者必须卷入以及必须有了人性之后才能够与别人进行交往，而当我们写作博士论文写笔记的时候已经将自己抽离出来了，而这种度的把握随着进入现场和离开现场是随时切换的。

pg电子直营 朱丽丽副教授继续提问，这两年不少学生在做论文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有这种资料，比如自己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有一定的便利条件，这样能够获得田野调查的资料，而不少研究路径都非常相似，或者即使有些同学没有少数民族的便利条件也会做都市田野。一个媒介已经在改变人类社会结构的情况之下，民族志怎么深入当前的社会之中？是否民族志的本身适用于比较单纯的田野？如果要做都市田野的研究，民族志的方式怎么进入？

郭教授就民族志的目前状况做了一定的介绍，目前的民族志方法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网络民族志、都市民族志、媒介人类学提到的多点民族志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了。民族志实际上也已经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至少民族志的方法在西方的理论界已经不是马林诺夫斯基那一套民族志的意义了，而是对传统的内容与方法进行了一些批判，我们要跟进学习人类学的脚步，继续学习其新的理论和方法。

pg电子直营 博士生吴志远提问，关于吃老鼠的事情，其实在当地人看来他们是对客人的一种尊敬，而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能够接受。如果从人类学的话语来说，作为研究者要有一种观念的悬置，而从博士论文似乎并不能够看到这份研究想解决的问题，这份论文是纯粹想做一个少数民族的观察还是对现代媒介环境的一种观测？

郭教授回应吴志远同学，他表示自己的研究问题是有明确的提出的，而电视在独龙江地区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社会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文章一个主要的研究问题。在研究的时候尽可能把理论悬置，尽可能不要被干扰去做田野的观察。郭教授表示自己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是做到理论悬置的，进去的时候就是为了去收集材料，他幽默地调侃自己“鬼子进村一网打尽”，即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收集到，到最后再去结合理论展开论文的写作。另外，郭教授表示自己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卷入，因为不能做到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比如不能吃老鼠，他倒是希望自己能够卷入得更多一点。

学术午餐会最后，胡翼青副教授感谢郭建斌教授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愉快、精彩的学术午餐。他再次感慨，做学术有时候要任性一点，兴趣是自己最好的导师，如果不是兴趣驱使，一定不会像郭老师那样在长期的过程中积累财富。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第二季第十期（总第35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拉下了帷幕。

（文/赵呈晨图/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