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3日，pg电子直营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二季第13期（总第38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吴畅畅副教授。吴老师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其博士论文《传媒、现代性与工人阶级主体性研究——以< 工人日报>（1949-1992）为例》的写作历程。本次学术午餐会由周海燕副教授主持，郑欣教授、朱丽丽副教授和五十多名来自校内外的硕博研究生们参加了这次学术讲座和讨论。
吴老师从博士论文的研究问题开始谈起。关于这篇论文，吴老师指出自己最先关注的问题是在《工人日报》再现的工人（阶级）主体形象和主体性，男性气质是其核心吗？按照中国当时阶级论的划分，工人阶级主要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又称“产业工人”，即今天的“国有企业工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户口在城市者，也在工人阶级范畴之内。但阅读了50年的《工人日报》后，发现性别并不能很好得对媒介、工人、党等变量作出解释。于是，便转向了对大众媒体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40余年间，中国经历了数次政府领导人的更迭，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动摇，可是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型构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别，最直观的表征是前后时期对现代性的迥异追求上，尽管媒介文本上再现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热烈拥抱，可是媒介对现代性的建构，对现代性项目主体之一的工人阶级的建构，却烙上了不同风格的政治印记，而这正是这篇论文所要分析的重点。
论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话语分析，吴老师用10个月时间阅读了1949年7月1日—1966年12月31日和1978年10月 6日—1992年5月1日全部的《工人日报》，并将1950年第1期—1964年第12期的《中国工人》杂志，及1966年—1978年的《人民日报》和《红旗》作为补充资料。吴老师指出，《工人日报》作为全国中华总工会的机关报与《中国工人》成为了书写新中国建国以来工人阶级发展史最重要的媒介材料;在文革时期《工人日报》停刊,《人民日报》与《红旗》作为“两报一刊”的代表自然成为了十年文革时期描述中国社会状况最主要的媒介;尽管创办于1997年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工人》栏目超出了论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但是它所反映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普通劳动者的精神面貌,让“下属群体”发声的栏目宗旨却会遭遇来自民间的独立影像的挑战,众多独立电影对后毛时代的现代性状态里的工人生活与追求的再现与《中国工人》里工人阶级的豪情万丈产生了叙述裂缝。
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是,研究不同媒介产品(包括新闻)的产制,目的是发现媒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对政治生活的公共场所中的表达范围与观念制造共识的。 吴老师重点对两个问题给予了关注，一是共产党在面对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所采行的解决之道，即民族国家叙事里主体性塑造的必要以及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召唤”功能。
吴老师还对论文的部分内容做了进一步介绍。吴老师指出，建国“十七年”时期，工人阶级在媒体中的形象是双重的。对内，媒体大力推广先进生产方法（1952年开始），参与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3年），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6年）以及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促进生产新高潮（1958年），学习“大庆油田精神”（1965年），从而使工人阶级成为现代性项目的主体 。
与此同时，媒体也投身于国家的“三反”、“五反”运动（1951至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以及消灭“四害”（1952年开始），参加体育运动（1954年开始），拥护大鸣大放（1958年）作法，以及一系列的“红色”运动(1961年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政治设计被归为与“敌人”的对立面“人民” 。于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对内”召唤就这样硬性抹平了工人队伍从民国时期积累并通过代际延续下来的内部分化。
对外方面，有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年），主动发起“赶超英美”的豪言壮语（1957年），与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工人相互学习、称兄道弟，接受并在工人队伍中传布、扩大国家意识里的反美与反帝国主义情绪（1953年开始） 。这些运动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新意识。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对外的民族主义书写，与对内的历史叙事，是互为主体的 。前者通过政治上的独立而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局势，与后者在线形叙事里强调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相互补充。
而这种叙事的双重性又是如何落在对工人阶级意识以及任务的引导上的？吴老师说，在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体系的帮助下工人阶级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翻身”、“诉苦”的方式将旧社会里工人所经历的“苦难”、“悲惨”提炼出来，并穿越日常生活的层面与阶级、制度框架建立了联系。而对比、开小组会议、公开鞭挞不堪过往，则让工人群众主动从对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发起的各种社会与经济变革的不理解与不清楚的状态里跳脱出来，并体认到社会主义的制度，进而被引向新的政治中心体：作为叙事的人民——民族的历史主体。
政府由上至下的营造翻身感的过程与民众自下而上的感性体验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 。社会主义新政权合法性的前提正在于共产党利用了诸如“翻身”、“忆苦思甜”等话语所具有的与制度、文化相关的象征性意义，成功打通了横亘于政治权力精英与草根民众之间的隔膜。对内参与国家建设反过来增强了工人本身在旧社会从未收获的主体性尊严，对外声称的民族独立以及反帝爱国情绪的表达满足了工人群众自近代以来一直被压抑的独立自主的愿望 。
“个体尊严”与“民族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与克服了工人对物质与财富诉求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叙事的双重性成功实现了对工人阶级的双重性要求，并且前者的一致性保证了加诸于工人阶级身上的双重性任务的延续，从而在工人队伍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凝聚力。所谓“想象”，由此而来。
吴老师对毛泽东时代工人媒介的宣传策略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四种模式:第一种,老英雄“召唤”的象征性意义。第二种，媒介产制的方式,“发起挑战—响应挑战”模式,这其实是现实生活中工人大字报在大众传媒中的实际运用。第三种，利用图表、数字、口诀、标语之类的形式，扩大新闻的传布面积，以及受众的接受程度 。第四种，抓典型，特别抓反面教材，传播所携带的教育意义更加明显，它召唤人们要成为“听话的主体”，那些“不听话的主体”要通过不断的政治思想教育，即意识形态的反复劝导。这一时期，工人传媒在“党的话语”下曾经再现的工人积极的主体性表达——在国家、工会与工人间起舞。技术则是制造“共识”的另一项重要工具。
从“翻身”、“诉苦”到“忆苦思甜”,从“爱国生产运动”、“技术革新/命”到“红色”运动,从先进生产者、技术革新能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到“红色管家人”,这些都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设与工业化扩张,持续注入在工人的主体性里面。工人经过共产党的二度“赋权”后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意识,但1951年初,1957年春天爆发的工人闹事、罢工等风波让共产党政权意识到工人内部的分化依旧赫然在目,于是报刊社论里不断强调着工人们不能只顾物质利益和工资的短期目标,“文化宫”副刊里的诸多小故事也在向我们昭示着,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所拥有的“高级意识”的可能性充满信心,可是“职工学习材料”系列、工会会议的报道里对“工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的凿凿声言却再次让我体察到建国以来国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主体性锻造的强势立场以及隐隐忧心。
到了80年代，工人媒体的主要任务变为如何解决青年工人的文化虚无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老工人和新工人两代人的身份确认问题， 女工人和工人的爱情则是此时期媒体之前未有关注过的另一个重点。 前两个问题，工人媒体主要通过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塑造给予完成。 除此之外，媒体还强调“尊师爱徒”的优良传统，这种期许不仅仅托付给被寄于重望的青年工人，也在昭示着老工人代群在工人内部的地位并未丧失。同时，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历史寓言，构成了对新的现代性历史叙事的一种断裂，不断的塑造着一个新的工人队伍的集体记忆，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历史素材证明（老）工人代群的创伤记忆与这个历史寓言之间的正面联系。 国家权力再次介入到了对工人主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之中，这样的基础上，工人媒介完成了工人主体性的代际传承，并配合党/国意识形态型塑了一个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崭新版本。
《工人日报》制造“工人”身份能继续提供一种认同。 后毛时代的经济改革将这种认同的历史现实与主体位置剥离开来，并强调了后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所能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及个体（并非集体）能动性在面对机遇时的关键作用。 工人要拥有这种能动性，官方提倡的途径之一就是知识与技能的占有。而要挣脱这种“他者”的阴影，（老）工人与当前历史现实不合时宜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意义都应该被摆脱掉。
吴老师最后总结，从大众传媒来看建国40年来工人阶级主体性从建构到消解的过程，其实是一部大众传媒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的历史。一头是大众传媒，而另一头则是始终存在的中国现代性的悖论。共和国以来的三个时代，大众传媒始终参与了工人阶级主体性的锻造，只是它所建构的主体性迷思发生了内在的转化，这种转化正是国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成分的此消彼长做出的政策性波动，波动的背后其实是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所处理的中国现代性及其悖论的问题。跟踪并记录这些变化，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出发点去探求传播在中国现代性中所扮演的角色。
互动环节，pg电子直营
周海燕老师首先提问，这篇博士论文在理论、框架、方法等方面当初有着怎样的考虑？吴老师回答，方法方面，如果只是做内容分析是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因为历史流变靠内容分析并不能完全分析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自己会在今天又重新回到口述史研究中去。而当初论文最先考虑的性别框架之所以被舍弃，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无法成为主要研究框架，因为它无法解释共产党、工人、媒介间的关系。吴老师最后还透露，自己做这个研究与父亲曾经是国企工人也有关系，对父亲的观察和部分行为、情感的疑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随后朱丽丽老师提出了4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这篇论文选取的时间结点为什么会终结在1992年，是否和南巡讲话有关，或者是出于其他考虑？近40年的时间跨度必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那么每个时段工人媒介各自有着怎样的特点？如果接着做1992年之后的研究，会去怎样做？以及如何看待现代性矛盾和传媒裂变与分层之间的关系？
吴老师回答，92年作为时间结点确实有南巡讲话的因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92年之后的《工人日报》关于老工人和新工人之间的讨论没有了，工人被同质化，也不再能看见主体性，于是继续研究可能就没有太大意思，而农民工等报道要到97年之后才出现，这也是自己为什么不去做92年之后研究的主要原因。当时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继续进行这项研究也是一个原因。
工人媒介在每个时段的特点确实会跟随政治发生流变，比如开始时强调工人的领导，突出国企工人，之后则是强调革新，60年代则强调工人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引领方面的作用，文革时红旗杂志对工宣队进行了报道，80年代则关注新生代工人同质性延续的问题等等。
传媒确实在不断分层裂变，80年代就是两种现代性在不断协调，以处理工人内部裂变的问题，这和50年代的现代性是完全不同的。
郑欣老师接着提问，吴老师曾今历史学科的学习经历对做这篇论文有什么帮助，进入新闻传播领域这么久，现在回到历史学，又什么感受？这项研究，是在研究工人阶级，还是媒介文本中的工人阶级，是研究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还是媒介文本中的工人阶级主体性？
吴老师回答，历史学最重要的学科训练就是考据。历史学学科背景对这篇博士论文的重要影响在于，推动自己思考为什么在某个时期，媒体会这样呈现，由于媒体呈现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自己就会寻找其他材料用来佐证。对于第二个问题，吴老师说，媒介是一个很重要的镜子。所以自己的研究是由上到下的，没有处理工人阶级本身主体性问题，只关注了媒介文本中的工人阶级。但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一个缺憾，所以自己今天又回到口述史领域，试图对它进行补充，从一种由下到上的视角来观察工人阶级的主体性。
社会学院秦博士提问，吴老师在做博士论文时，如何选择理论框架，在选择某个报道是否有固定标准，又是如何保证这些报道的代表性？
吴老师说，在怎么写论文的问题上，自己以前的老师说过一句话，要 学会讲故事。历史系是没有什么理论框架的，理论思考是融合在写作过程中的。不过，前提是掌握所有的文本资料。如果不用理论就可以说清楚，为什么还要用理论？
标准必然是要受到主体影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客观，而可能是对我的主管假设做了验证。在掌握所有资料，形成总体印象后，理论框架就会浮现，之后就可以分阶段进行论述。
学术午餐会最后，周海燕老师感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中午。在热烈的掌声中，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第二季第13期、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的首次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拉下了帷幕。（文/吴斯 图/朱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