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二季第五期（总第30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硕士生导师李永刚教授。李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其博士论文“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的写作情况。本次学术报告由pg电子直营 执行院长杜骏飞教授主持，郑欣教授、张红军教授、王蕾副教授、李明副教授、胡菡菡副教授、罗文主任及校内外六十多名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和讨论。

        报告开始之前，杜教授代表新闻学院，将学术之家第一季纪念册赠送给了李永刚教授。作为李永刚教授多年的好朋友，杜教授还清晰地记得李教授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曲折的经历，李永刚教授当年准备用于毕业答辩的论文是一篇以意见广场为选题的文章，不幸的是就在论文即将定稿时，备份了论文的四台电脑全部失窃，结果就促使了李教授重新选题并最终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李老师的这本有关“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的著作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港台、美国等地都有普遍关注与引用，当提到网络时代的监管问题时，李老师所提出的理论和思想已经成为了无法绕过的学术体，更重要的是李老师还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他所采用的以研究者为研究工具的路径方法，建构了非常严密的思想体系，并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李教授感谢杜教授能够为其主持这次学术活动，也表示很高兴能到学术午餐会来与大家交流。在谈其这篇论文的写作历程中，李教授回应了那次惨烈的失窃案，博士论文意外死亡，迫使其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废寝忘食地完成了现在这篇论文。但李教授同时也强调，这篇论文能够得以完成，本身却是经历了一个复杂而长期的深入思考过程，他认为，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一个重大的问题。

 

        论文写作时国家层面还不承认有“国家防火墙”的存在，把它凸显出来作为象征性的隐喻，也就成为了本篇论文研究的题眼。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完全复制新浪微博以查找到底什么样的帖子被删掉了，最后得出所有可能引起集体行动的帖子都被删掉了，而一般意义上的劳伤、甚至诅咒等帖子都没太大关系，李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没有这么强的技术能力去完成如此宏大的研究，所以更多的是做学理的推论，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有全球最强的对互联网的内容监管。

 

        我们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把互联网管制理解为一个政策，一个与时俱进的学习和演进过程，面对全新的互联网，管制当局对其的管理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政策更新的过程。从时间的维度上看，1994--1998年之间，中国刚刚接入互联网的时候，由于网民数量极其有限，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处于低度管理状态，1999年以后开始有了利用互联网的政治动员、一些冒出苗头的群体事件的技术因素，政府就进行了中度管制，开始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监管与自律同步，立法手段也不断出现。到2004年之后，网民人数接近一个亿，互联网出现维权的春天，形成了一边是喧嚣的表达，一边是重手的管控，进入了更高度的管控，我们今天熟悉的法规细化，专项打击运动，实名制，举报制在当时就已经孕育，并处于不断的演变和变更之中。传统动员整治了网吧，组建了专门意义上的网络警察，促使了文明自律行动的产生。到2006年7月份，全国人大、中宣部一共出台了60余部跟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成为世界上相关领域法规最多的国家，涉及内容监管的有14项。真按照这14条禁令来做，中国互联网不会有任何表达，但实际上互联网上依然喧嚣，国家有非常好的防火墙和完备的内容监管体系，但是执行层面却留有了巨大的取决于它的权衡判断的弹性空间，通过权衡对它的威胁程度选择性执法，形成中国特色的执法环境。

 

在空间维度上，一开始是防止境外的有害信息进入，是典型的防火墙。后来又防范境内的有害信息流出，开始管制网吧和内容提供商，建立了在整个政策领域内的辖区负责和跨区域合作制度，核心目标主要在强化虚拟空间的行政控制权。在行政手段上采取壮大网监队伍，审查与引导网上舆论，实名制与备案，约束ISP、ICP和网吧，网络举报相互监视，实施行政处罚和司法追究。在技术手段上采取国家入口网关的IP封锁，主干路由器关键字过滤阻断，域名劫持，监控软件，有组织黑客行动等。互联网监管在管制思路方面，最开始管人，后来发现要管入口，要管背后的传输机制，管制的重点包括信息、地点和人群，开始屏蔽有害信息源，屏蔽了网吧，管制了高校BBS，监控了核心异见力量，把这些重点的约束住了，在21世纪的前几年，整个互联网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监管。

 

李教授将管制政策总结为：普遍过滤与人工抽查结合的预审模式；标准模糊多部门介入的暗箱操作；缺乏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的一锤定音；影响较大的政治表达被严控严打。

   

        李教授认为论文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他做出的政治学分析，并将其称为不同角色的不同行动逻辑。对于“谁在监管互联网，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吗，还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机构、部门、甚至人员”这样的疑问，李教授将它区分为四个角色：首先是代表中央的主导者，在基调的层面上告诉互联网应该怎样；实际的执行层面上是相应的部门和地方，比如网宣机构，网警机构等，他们提供具体的甚至有冲突的政策管制；协作者只能在业务层面上根据中央的导向和政策的引导提供具体的业务管制，比如删帖；参与者主要就是网民，网民也有强烈的自律审查，甚至还有相互举报和监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析管制理由，高层是一种怎样的想法，他们的行动逻辑第一点来自于美丽乌托邦的愿景，一方面是对权力效用的高度迷恋，倾向用强约束的方式来管制公共生活和社会蓝图，形成治理惯性、路径依赖；另一面是对民间自治的普遍怀疑，认为不管一定会乱。第二点来自于政权单一、意识形态也单一的国家信息多元的合法性困局，一方面是市场化以来意识形态灌输方式失灵引发的不安；另一方面是多元意见市场竞争导致的焦虑。以前的信息灌输强项变弱了，以前不常见的信息现在走强了，两方的结合促使高层先下手来约束和引导。第三点来自互联网正在成为民众参与和事件放大的“虚拟广场”这种不见面的聚集，卧室里的抗议，可想象的溃坝，这些可见的威胁和前面隐隐的担心结合在一起，让国家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无端的想象，倾向于在最高层的权利当局手中采取一个强势的约束来加以监管。第四点来自以退为进的博弈策略：在冲突状态下，决策者可以通过公开恶化自己的选择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划定底线减少讨价还价的筹码，恶化了选择权也减轻了博弈成本，通过防火墙的有力控制，站在高层的角度，无论是他的理念，他的策略选择，包括成本安排，都可能引导出一个相关的监管态势。

 

        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逻辑可能和中央并不完全一样，第一种我们可以总结为仕途平安的利弊权衡，包括了和上级保持一致的政治效忠行动逻辑；逆向问责制，害怕焦点事件断送政治前途的行动逻辑；风险控制的行动逻辑，高风险就高打压，低风险就低打压。地方官员为了保证他的仕途上升和平安空间首先要和中央在原则上保持一致，防止重大事件的发生，但也有因人力财力不足有些地方会出现疏漏，甚至故意放水。第二种我们可以概括为管制政策的寻租可能，包括了维持内容垄断供应，可以索取巨额人工和运行费用；防止风险溢出，需要巨额人工和运行费用；管制下弹性处理的交易可能，形成管制灰色地带。

 

        对新浪等商业营运网站这类机构来说，他们的行动逻辑来自权力的警告和资本的施压双层高压下的自我审查，需要在巨大市场的财富诱惑和专断权力的政治威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跨国企业到中国来需要本土化的招安，Facebook如果想要进入中国也必须接受中国政治机构的某些安排，当年Google的事例可能在商业利益上也遭受到了损失，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有着权力与资本的复杂考虑。在个人层面上，每个人的行动逻辑也不一样。有些人本身就是认同管制的，从民意调查来看，支持管制的人还很多，这些人是顺从者，对有没有“墙”存在根本无所谓，根本不关心。

 

        当我们要去考虑不同角色扮演者行动逻辑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的时候，可以这样认为：首先对中央政府来说，长治久安，执政地位是最重要的；其次对地方来说坚守的是相关的保守利益，例如仕途、财政安排、部门成绩、势力范围；对机构来说，最重要的是赚钱，安全的赚钱；最后对老百姓来说，可能是平静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家各自有着不同的内心选项，不同内心选项可以反推出他们的行为逻辑，构成了一个多方参与、多方博弈、多方组合的复杂结构。驳倒了传统理论所批判的“互联网管制是我们国家一项愚蠢至极的行动”。这样的举动，对于如此大的国家，以及如此复杂的系统来说，一定有一个复杂的精细选择，只是这些都是不是普通的网民或者是评论者所能够意识到的。

    

经过以上的讨论，李教授用一张图描述了整个虚拟空间的权力结构。国家权力依然高高在上，而沉默的大多数依然低低在下，但部分权力被资本集团、技术精英、意见领袖、公共论坛分流出去，有些得到权利分流的机构在鼓动沉默的大多数挑战权力，权力也在利用分权机构压制沉默的多数，使大众继续保持沉默，类似这样的斗争和合作的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论文的最后，李教授还探讨了一些文章整体结构以外的很有意义的余论。首先是是可观察偏见：强管制并不是多数国人认同或感知的事实，在数量广大的网民眼中，当下的互联网依旧自由繁荣；对管制的敏感与反感，更多还是知识精英阶层的自由立场所致，并部分放大和夸张了这种焦虑。其次是奇特的悖论：中国的管制虽然频繁，但冲破管制的事件同样频繁，管制强大，反对管制的力量也同样强大；管制越发严厉，抗争管制的勇气也越发加剧，每一次管制和抗争都成为公共事件，以致出现管制的间歇性失灵。管制的票房效应：形成商业合谋，在商业竞争者看来，左右都是亮相，都是卖点；在消费者看来，有冲突就有张力，有张力就有剧情，形成后现代式的狂欢。

 

整篇论文讲述报告之后，李教授还就论文撰写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大家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李教授将完成论文所用的方法称之为“拐弯的逻辑”，大多数的逻辑都是单线的单方向的，将事情多方向多维面的思考的逻辑就是拐弯的逻辑。很多学术研究让人觉得无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研究的问题很无趣。而有意思的问题是与常理相反或者不同的观察，将常识打翻了再证明，再打翻，再证明，这样反复几次，那个常识就不再是从前的常识了。有两种主要的方法流派，一种是实证取向的社会“科学”模式，他们重视数据，强调证明，注重文献梳理，在前人的基础上起步，表达严谨，规矩，知识点滴累进，易于传承。另外一种模式是阐述取向的“社会”科学模式，在他们看来是否有启发比结论对错更重要，智力探险比常识验证更重要。

 

对于学术的探索来说，有些人更关心宏达叙述，还有更多的人更关注科学模式，今天两者有融合的趋势，很多好的研究既有着极其大胆的想象，又有着极其好的证明。对拐弯的逻辑来说，一个核心的说法是事情可能复杂，也可能简单，既可以把它事情变复杂，也尽量把事情变简单，在反复中将逻辑展开。用拐弯的逻辑思考，第一条是不要轻易被情绪遮蔽，“是什么”与“好不好”无关，事实和价值是两重判断。人们常常占据价值的高点很容易，但弄清事实的真实面目却很难，有些事情常识未必可靠，结论很可能是追问的起点，常识本身也可能是追问的起点，从常识开始追问就是拐弯逻辑的第一招，拐弯逻辑的第二招在于打破人们的选择性失明，选择多个参照系，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当我们简单的以为国家是什么样的时候，国家极其复杂，当我们简单的说政府如何时，政府也很复杂，当我们把他说成中央和地方的时候，中央很复杂，地方也同样很复杂，思考要不断的细化，再反回去思考，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底能看到什么，站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立场。

 

        李教授认为，在整个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个人最大的收获不是怎样去阐述防火墙，而是尝试去理解所谓复杂世界中的复杂面向。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别人蠢，特别是很多长期被批评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背后一定有其强烈的选择性。简单来说，抛开一切理论和偏见，单是从哪里看问题，就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李教授还以中国教育为例，应用拐弯的逻辑解释了中国人最重视教育但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教育投入上一直没有达到教育法所规定的GDP百分点要求。

 

       在互动环节，pg电子直营 郑欣教授首先提问，面对自办网站被禁，十年前的李老师写这篇论文时很可能会写成“他们的防火墙”，而现在和李老师的交谈中很明显的感到问题回归到了“我们的防火墙”，这种转变有没有可能受到李老师讲方法论中所提到的拐弯的逻辑的影响？我们的防火墙和他们的防火墙之间有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在李老师这么多年的思考过程中又有什么样新的发现？对于这一问题，李教授从自己1999年开始自建网站讲起，在网站被禁之初，李教授一直有着心结，不过多年过去了，他从过去进行学理性的批判到现在的理解，越来越知道一个大国的艰辛历程。和学院派的想象不同，李教授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点是站在一个生活意义上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度，有着百年的苦难历程，其将要去向何方和怎样选择走路，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参照样本。李教授还用具体的数据说明了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印证了真实中国的复杂场景，同样用数字说明了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平衡，指出了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是一个尚没有腾飞姿态的巨龙，脑袋已经一飞冲天，身子骨非常瘦弱，尾巴沉重而又硕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知识精英的作用下降了，政治家的作用却更加凸显了，站在这个角度如果没有防火墙可能就没有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做大做强。而且就纯粹内容监管的层面来讲，今天中国有防火墙，但又貌似没有防火墙，今天中国有太多的人在“墙”外，假如有心，“墙”已再也不是阻挡中国人获得信息的障碍，“墙”挡的只是普通群众，因为普通群众远没有达到知识份子所想象的那种建设性高度。

 

王蕾副教授提问，是否可以用工业化逻辑解释国家防火墙以及国家对互联网的这种检测行为？李教授回答，在技术上的某些屏蔽，今天的时代背景和当年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在中南海来看，互联网有两层重要的意义，一层附着在工业革命上，与工业化、信息化同步，工业化以来强调平衡和平台，平衡指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要平衡，军工产业和民用产业之间要平衡，平台指主要的东西要能够自己造，产业包含了航空航天业、轨道运输业、工程机械业、航母建造，石油钻井平台等。目前信息化已经成为了国家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国家对信息的安全超越了以前的所谓的娱乐内容监管，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在国家看来，屏蔽互联网监管的某些杂音，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信息革命的升级上，将有助于发挥互联网的正面功效；更重要的互联网监管层面的战略是互联网的舆论主阵地，要夺回主阵地，掌控网络的主旋律，从被动防守转到主动进攻，弘扬好声音，传递正能量，当今中国公共治理的难题是强国和强国人的感觉没有匹配，国家已经具备了强国的模样，但人民没有强国人民的心理准备，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人心分离的情况下，互联网起到了一个糟糕的作用，它放大了社会的伤痛，呈现了琐碎事件积累起来的失败。从工业角度来说我们还有七到十年的重要机遇期，中国工业革命到达了关键的时刻，还有工业、贸易、金融三个天花板没过，站在国家复兴的最后机遇层面，内容监管仍然是国家向上冲刺的代价，但同时也是不可超越的。

 

张红军教授最后提问，在整个文章研究的驾驭过程中，李教授一直强调要不断的转变不同的视角，在一篇学术研究的论文中，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定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李教授是如何平衡视角的转变与立场之间的关系呢？李教授回答，所有的文章，所有的报道都可能是有立场的，有些立场是事先就提出来的，有些是分析阶段才表现出来的，而对学者来说在方法论当中应尽量克制自己的某种价值观偏好，最起码在前端的叙述或分析层面上，不要有所偏执，我们把问题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勾画清楚，最后可以站在某个层面上来讲。把这种方法叫做政治现象学，即先把现象理清楚了，再去做某种基于我们偏好的价值判断，明确的描述现象是什么，再去寻求价值是什么，以方便能够将现象与价值进行剥离，方便不同观测的应用各取所需。就纯粹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再进一步的减弱，弱化价值观的表达，而是去强化它的逻辑的，或者是实证的分析步骤。

  

此外，李永刚教授还回答了本院研究生党明辉、王钶媃、高梦媛等同学的提问。学术午餐会最后，王蕾副教授代表学院感谢李教授带给了我们一份精彩的学术盛宴，在最热烈的掌声中，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第二季第五期（总第30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拉下了帷幕。

（文/党明辉图/吴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