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9日，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二季第六期（总第31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翟学伟教授。翟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其博士论文《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历史社会学的探索：个案与分析》的研究历程。本次学术报告由pg电子直营
王蕾副教授主持，郑欣教授、张红军教授、袁光锋助理研究员和近百名来自校内外的硕博研究生和老师参加了这次学术讲座和讨论。
在学术报告之前，王蕾副教授首先谈及了她作为后辈，和翟教授为数不多的交流，其中有几次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翟教授每次讲课都是神采飞扬，“手舞足蹈”，听课的学生也非常多，讲授的内容也十分精彩。以及当年自己博士论文答辩时，翟教授作为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老师，答辩现场的翟教授的态度和话语也让她感受到了翟教授的率真性情。正因此，本次学术报告才会盛况空前。随后王蕾副教授代表pg电子直营
，将学术之家第一册纪念册赠送给了翟学伟教授。
之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学术午餐会正式开始。首先，翟教授先是遗憾的表示了今天没有PPT可以给大家讲解，他解释是因为自己也没有为博士论文做过PPT。随后，翟教授就文科老师讲课总是使用PPT这一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翟教授认为，在上个世纪没有PPT之前，文科的老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都是十分精彩的，而学生也能够注意到老师所说的内容。但是随着PPT的出现，课堂的讲解变成了对PPT的解说，而老师则变成了解说人。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教育方式，有时会在授课之前预先将课堂PPT发给同学。这种情况下，胡适先生所说的和同学们做博士论文息息相关的一句话——“看文章或者听课好比是在看侦探小说，谜底是不要事先揭开的”——就消失了。而听课的同学在看过PPT之后不但可以选择来还是不来，还可以在课堂听讲时选择听还是不听。而老师在授课时往往是一半对着PPT来念，另一半是自己的一点发挥。这样的一种授课的模式，对文科的学科特点本身就是一种打击。因此翟教授认为虽然声音会随着空气流失，但是只有讲演，没有PPT，是可以集中听讲的人的注意力，提高专注度，并且有效的传递老师的观点。因此，本次学术午餐会，翟教授依然选择不做PPT。
随后，翟教授又提出做博士论文是个重要的事情，是需要有贯穿性的。因为博士论文其实最根本应该是要贯穿于每个同学在读本科以及硕士的学习生涯中想要去研究的内容，同时也奠定了今后的研究基础。翟教授以自己做例，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不是因为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选择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因此所做的近25年的研究，肯定就能够比在这一领域毫无研究经验的人或是只研究了两三年的学者更具有说服力。翟教授还提出，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本科和硕士以及博士阶段所做的三篇论文，之间毫无关联，那么这样的学者属于“每三年换一次研究题目”的学者，与一个30年来都在一个研究领域拉长战线的学者来对比，前者的研究水平显然是不如后者的。但是这此种情况下，后者比前者的高明也仅仅只是在于经验的累积上，而对于认识问题和发现问题的个人见解，翟教授认为其实有些时候是相差无几的。
翟教授举例中国的绝大多数学者，之所以无法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成功，正是因为频繁的跟随时事热点和社会热点，在研究领域上“换阵地”的次数太多，因此就算这类学者能够在几十年间有百余篇论文，但是如果细数论文的谱系，就会发现非常的杂乱无序。因此，翟教授语重心长的教导在座的同学，做博士论文应该是本硕博三个阶段所积累的成果，是大概要十年的酝酿、积累、尝试和不断修改的过程，而不是频繁的换研究领域之后，在博士即将毕业之际胡乱找题目来匆忙的去做，这种情况下，博士论文一定不够时间去沉淀到一定的高度上。而这样的博士论文就算能够毕业，也肯定不能引起学者本身的注意，更糟糕的是一旦作者选择丢掉博士论文再换题目，那么就是将过去的研究成果清零，并且对每个新换的题目都无法了解深刻。这样的研究方式，是无法做好学术的。
通过这一番的自我反思和教诲，翟教授引申了对于选择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些看法。翟教授认为虽然做研究要坚持自己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的变迁和转型的速度相当快，所以研究是要根据社会的改变而改变。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领域就变得相当重要。一旦自己所坚守的研究领域价值不高或者没有发展前景，就会没有可研究性，而这可能就是造成国内诸多学者频繁换题目的困境的原因。
针对这种情况，翟教授强调要想克服此种悖论，他个人始终坚持认为学术研究的重心应该落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上。虽然社会上有些东西确实是“一阵风”的，但是对研究来说，就一定要选取相对比较沉淀和稳定的东西。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如果一个内容是不断在变化的，那么就变相的说明这一现象或是内容的重要性是不够的。第二，如果经常做的研究都只是社会上一些表面的现象，特别是一些经常在变的表面现象，一定是千变万化的。例如天气，天气每天都会变化，但是千变万化的天气背后却有气象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内容去影响。而这种背后的影响因素才是相对稳定的部分。也就是说，在做研究时，不要去研究现象如何变化，而是一定要首先抓住现象背后的因素，去分析为什么这么变，是什么影响了这个现象这样变化，这里才是这个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只有抓住背后的因素，才能算作是一个研究有价值的开始。
因此，翟教授接着定义什么才是一个好的研究，他认为，第一，一切东西都是随波逐流的，而这一切都要抓住背后的瞬间，慢慢的研究的时候，要抓住稳定的不变的东西，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能变，本质不能变。所以研究要向本质靠齐，在变中找不变的“规律”的倾向，抓住沉淀的内容。第二，要真正的去在这个研究领域了解过去的历史，才能真正解读出变化。例如，你认为一个人变了，那么你首先必须要有的就是对这个人以前的认知基础，这样你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什么样，现在又什么样。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者忽略了过去的研究，只重视对眼前的变化特征进行研究，丢失了贯通性和纵向性，是无法真正的认识变化和变化背后的本质的。因此，只有在这两种状态下，才能够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了如指掌，写作时也能更加的得心应手。这样的逻辑层面下，才能真正得到一篇好的研究论文。
翟教授更深入的讲到，这也正是学者做研究一定要追根溯源的意义。是因为学者要对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有认识，对研究对象的变化和怎么变要有意识，并且不能忽视过去历史和今天的影响所产生的自身特点。那么这就意味着做研究的人要比不做研究的人所思考的更多一点。翟教授表示，自己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学者为什么要做研究？如果学者不能提供研究的价值和新意，那么是不是就不值得继续做研究？在今天，已经有太多的社会学家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数据去证明“路边老大妈说的话”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意味着，社会学家得出的结论其实本质上是和老大妈是一样的。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我们就是在用别人不会用的概念在讲别人都懂的事情。”而这也恰恰导致了学科自身的危机。
因此，翟教授认为如果博士在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是一定要做到有一个靠常识生活的普通人没有的见识和观点，并且要用普通人不可能用的数据资料和理论来证明这一观点。这才是研究的价值变的越来越大的原因。
接下来，翟教授表示在呈现了之前的自身经历之后，他认为做学术还是要说到做到，要具有始终如一的贯穿性。而这一点对于博士论文的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因此，要回到他的博士论文当中，就要首先就由他的硕士论文开始谈起。
翟教授谈到，为什么博士论文的讲述要从硕士论文开始，正是和之前所说的贯穿性有关。翟教授的硕士论文是在南开，最开始做硕士论文时，是把题目列为《中国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但是列完提纲之后发现在一篇硕士论文中是做不出来的。因此，真正开始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是从提纲里抽出了“面子”这一部分来做，最终做成了硕士的论文。所以，翟教授以此提示同学们，在做学术论文时，是要选取适中的题目，因为太大的题目会显得很空洞，对研究内容不会深入。并建议同学在选题的理解上要学会“小题大做”，这是学者做学术的基本倾向，又要避免小题的琐碎性，在小题中找到有价值的题目，也就是说选取适中的题目也是学者做学术基本能力的考验。
除此之外，在选择了“面子”作为硕士研究的题目之后，翟教授发现80世纪末国内对于“面子”的研究处于空白阶段。那么面对具有“原创性”的论文题目，应该如何去应对呢？翟教授以自身经历为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翟教授承认，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还是具有相当好的运气的。例如，在硕士论文研究中，翟教授借助同学太太之力，对港台地区的“人情面子”学术专著和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基础，因此顺利解决了硕士论文也正因为“原创性”的特点，学术研究的道路才会如此孤独。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孤独，在你的研究年代久远之后就会发现，后人的研究是无法追赶甚至超越你的。由于“面子”研究的“原创性”，硕士论文中遗留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在“面子”的研究道路上，翟教授表示已经走了那么远，才会秉承贯穿性的原则，将硕士论文中未能解决的问题拿来继续在“面子”的基础上做博士论文的研究。这才有了《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历史社会学的探索：个案与分析》这一博士论文的诞生。因此，翟教授提醒同学在做学术研究时，应该注意去发现别人无法说明或者无法研究的内容，这里往往就是“原创性”的来源。
其次，在研究“原创性”的题目时，需要给“原创性”的内容取一个学术概念。翟教授以自己的学术研究“面子”为例，细致讲述了从“面子”这一“原创性”内容到学术概念“日常权威”的进化过程。
最初在博士论文研究需要回到“面子”研究时，翟教授是受到了林语堂先生的《中国人》这本书里面对于讨论“面子”的一小部分内容的启发，由于林先生是文人，因此他的描述大多是举例。其中有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城市有限定车速，而一辆车则超速违规了。那么这种情况在中西方就有很大差异。在西方，就比较简单，违规就进行罚款扣分。但是在中国，情况就因为“面子”而变得复杂。具体放到现代语境来讲，违规的人不会第一时间认错交罚款。而是会问执法的交警“你知道我是谁吗？”或者“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又或者“我爸是某某某”的话语。在这种“面子”的权利驱使下，才会有不同平常的结果。而这种差异正是翟教授很敏锐的捕捉到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生长点”。
由以上的例子，翟教授详细分析了中西方权威思考模式的不同。他认为，阅读西方任何关于政治学或是“权利”的书籍，不会有一个前人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面子”与权利有任何的关系。因此，西方人通常是站在等级上去思考权威，会依据合法性去考虑哪些人才可以有“权利”。但中国人没有从合法性的角度上去考虑，“面子”仍旧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权利，因此翟教授才会将这一学术概念定为“日常权威”。这一概念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但是在学术界无人去做，这一点让翟教授看到了研究的新意。并且在之前贯穿性的学术基础上，对于“互动”、“权利”、“关系”等概念都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对于开辟新的具有“原创性”的领域已万事俱备。
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博士论文更加具有高层次的水准呢？翟教授继续以自身为例，在万事俱备之后需要对研究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研究框架，才能将这篇论文做好。而博士论文的研究框架翟教授认为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许多人都会用的论文写作方式。即对于研究现象只会描述，而描述性的东西，内部的层级高低分为两层，用文字描述就是较低的层次，而用数据描述则是较高的层次。但是这两种层次都同属于做论文的第一个层级的文章。
第二个层次是借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而百分之九十的论文基本都属于这个层次。例如用好几个人的理论和经验的描述加以结合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是这个学术方式在中国是生搬硬套，属于西方的理论加中国的现象。如果一个中国学生拿着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一个社会现象，而这一学生罗列的理论在西方实际上都是属于不同派别的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矛盾的斗争关系。可是在中国学生的论文中却出现解释一个中国现象中同时共用几个互相对立的西方理论，这种研究现状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第三个层次是在现象描述的下面进行分析和讨论。这一层次就是比较困难的研究。做出这一部分之后，还应该再回应之前所用的理论和前人对这个现象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在论文的前面要罗列这些理论，就一定要在后面对这些理论进行回应，而不是直接结语。很多同学在研究时没有解释，而是直接结语。应该牢记做研究不是炫耀知识，并且一定要有结论，而不是结语，更不是提出诸如“提高国民素质”这样的无用的对策。
第四个最难的也是水平最高的层次就是“原创”。即建立一个概念，进而展现出一个研究框架，，用这个框架去研究中国的社会现状，然后再提炼出一个模型，而这个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透露着学者本人对这个概念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做到这一步，才能真正达到“原创性”。之后，再找到原创性理论的所在，找出一个已有的理论，再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与之对话，这样的研究才是比较成功的学术研究。
至此，翟教授认为自己“原创性”正是体现在中国人表达权利时，不需要用职位或等级来体现。这一点就和西方学者认定的“传统型权威”和“ 法力性权威”都十分不同。由此，才确定了“日常权威”这一学术概念的诞生，同时也确定他的“日常权威”这一学术概念是别人没说过的东西。
最后，翟教授恳切的谈到，社会学研究中总是理论先行，方法先行。但是现在的研究其实应该打破这一点。那么在这里只简单强调一点，即要求同学们在研究时要具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在做论文时不要急于先拿方法，应该先要在研究或者生活中寻找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再去寻求方法。也不要一味的追求跨学科，而是应该在有问题导向的情况下，发现用现有学科去回应不够，才能自然的去扩张学科边界。也就是说真正的跨学科应该是为了解决问题采取学科交叉的方式，而不是没目的的跨学科以求论文发表。翟教授更表明，今天所讲的都只是他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的对所获心得的一个分享，提供的是个人感受和看法，同时建议同学们根据综合意见来寻找未来的研究道路和方向。
之后，随即进行了提问环节。
在提问环节中，pg电子直营
博士张波提问翟教授两个问题，第一，张博士表示在读翟教授的书籍时，发现“日常权威”存在“名实分离现象”，即便没有取得权威者支持，只要是假权威者之名也会有人买账，而这种情形是不会考虑私人建立的关系状况，提问翟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第二，由于日常权威的建立有赖于关系运作，和权威者之间的关系运作通常都会带来沾光、有面子，导致别人敬畏三分，但是这并不代表就会被他人认可为是日常权威，因此提问翟教授，形成日常权威的临界点何在，亦即关系运作到什么程度才会被认为日常权威？
针对这两个问题，第一，翟教授回答“名实分离”现象其一在理论上是可以解释的，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受众认定你跟那位有权利的人有关系，你的权威就能体现出来。而“骗人”这一行径恰恰证明了翟教授的理论的成立。其二，正因为社会被塑造成这一运行模式，所以很多人要用欺骗的手段来实现翟教授理论中这些人想要实现的权威。
第二，在做研究中，“临界点”和“度”是不好界定的。因为这一问题是做定量研究和做二元对立思考的学者比较喜欢做的内容，由于翟教授提倡中国人建立的研究视角是要具有连续性的，也就是要达到一个连续体的思考。不能死板的化解来界定“临界点”或是“度”，只有形成了连续体的思考模式，才能和西方的社会学对话。而这一原因主要是由于西方社会学喜欢划界，比如“内群体”“外群体”，“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等等。都是在确认一个事情的限度或边界。但是中国社会的连续性是看不到边界的，例如“自家人”这一边界，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不止家人，朋友，同学都可能成为“自家人”，因此是没有办法划界的变化。所以翟教授建议在中国做研究，采用连续性的视角比采用二元对立的视角更为合适。
接下来，主持人王蕾副教授提问翟教授，因为翟教授做的学术研究是人情面子，那么对翟教授的日常生活中中的处事是否也如鱼得水？”
对于这个问题，翟教授十分幽默的表示“完全没有。”他幽默的自嘲，以文学中的现象比喻自己，例如一个人日子过得越苦，他的文章对人生的感悟就越好。所以，失败者往往是能够在另一个方面表现超常。好比写爱情诗的诗人，他受的挫败多了，才能对爱情诗的描写把握的好。因此，翟教授表示他是人情的失败者，人情融不进去，面子讲的很清晰但是做不到，所以才能够清晰的讲述出来。比如他本人不喝酒，不抽烟也不会敬酒。但是却乐于参加这种场合。主要原因是想要在类似场合观察每个人说的话语，以及前后敬酒的顺序。然后再思考。为此失去了很多人情上的面子，但是这样才能看到更多的现象，做研究大家才能都觉得不失败。
如此幽默的回答引发了在场同学和老师的共鸣，至此，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第二季第6期（总第31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议就在翟教授生动精彩又幽默的演讲和在场同学老师们热烈的掌声中顺利拉下帷幕。
（文/张书溥 图/常纾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