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7日，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九季第1期(总第1 31期)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pg电子直营 紫金楼3 11举行。本次学术午餐会的主讲嘉宾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讲座主题为《魏晋租调制研究（日文）》。王佳鹏研究员主持了本次讲座，并向张学锋老师赠送了第一至第四季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文集。来自院内外的众多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张学锋老师和到场师生分享研究经验   

一、“三京团”的求学经历   

在午餐会之初，张学锋老师首先给大家提供了自己的一份履历，谈到自己是1962年生人，已经是“望六之年，临退之人”。张学锋老师笑称自己有着“三京团”的求学经历，在南京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业之后，远赴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81年，张学锋老师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考古专业，当时考古专业规模不大、女生稀少。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后，张老师考取了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谈起为什么要从考古专业转到中国古代史专业，张老师向大家分享了自己一波三折的升学经历。刚接触旧石器考古的时候，张老师还对考古学抱有极大的热情。进入新石器考古和商周考古的学习阶段后，张老师开始感到困惑，当时考古界流行的“黄河流域文明”一元论，产生了极大的厌学情绪。直到重新在战国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的学习中找到兴趣点，张学锋老师才回归了考古专业的学习常态。随着学习的深入，张老师发现了中国考古学的特殊性。相比于日本，一直到平安时代依然需要通过地下的出土物来构建自己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即便没有考古学中国历史文化的面貌依然能够被还原，考古学仅仅是对其进行细化，通过学年论文和本科论文的写作经历，张老师意识到：“要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好，就必须先把历史学好。”与此同时，八十年**古专业硕士生导师较少，在考古专业升学难度较大。在诸多因素的制约下，张老师转投中国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研究。  

九十年代初，中国教育界迎来重大改革，各种主客观因素促使已经留校任教的张学锋老师远赴日本，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张老师即将回国，原本打算继续回到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执教，但系主任的一封来信打乱了这一计划。由于考古学科缺人，张老师希望能回到考古专业任教，至此在中国古代史专业耕耘了十六年的张学锋老师又回到了考古专业。刚回国时，张老师一度认为这十六年的学习经历十分不值，不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苦恼之后，张老师重新审视了这段学习经历的价值。现如今，张学锋老师深刻认识到历史学对于考古学的意义所在，并给大家分享了一段话“门下有许生者，日前谓余曰：所谓历史考古者，非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历史文献之谓也，谓必须掌握历史学研究全貌者也。此言深得历史考古研究之精髓！”  

二、留学期间的三位恩师    

谈起博士期间的学习经历，张学锋老师认为三位老师对自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永田英正接受了张学锋老师的博士申请，他的研究室藏书之丰富、史料之繁浩，给刚到日本的张学锋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永田先生治学之严谨体现在诸多方面，他能够迅速准确地说出几万份资料摆放的位置，这说明他对如此巨量的文献资料早已了然于心。永田先生每周就带领学生阅读一次中国出土的简牍，在这样细致的阅读训练之下张学锋老师真正学会应该如何阅读史料。出于对母语的熟悉，中国人阅读史料往往可以一目半行或者一行，往往会忽略掉很多信息，在永田先生的学术训练下张学锋老师开始更加细致地阅读史料。除了细致的阅读训练外，永田先生的教育方法也给了张学锋老师很大的启发。日本本科教育中不提倡使用教材，永田先生更愿意带领学生阅读史料。比如在讲到商鞅变法的时候，永田先生会从中华书局标点本的《史记·商君列传》中，节选出涉及改革的四页内容，然后带领学生逐字逐句阅读，最后让学生自己总结商鞅变法的意义。张学锋老师十分认可这样的教学方式，认为老师不应该将观点灌输给学生，应该留给学生自己思考的空间。   

如果说永田英正先生给予张学锋老师的是学业上的指导，那么谷川道雄先生改变的则是张学锋老师的人生观。在留学期间，张学锋老师每个月都会拜访谷川先生。当时，已经退休的谷川先生在京都大学旁边租了一个小公寓，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搬进公寓，并每月召集相关人员进行研讨，举办“六朝研究会”。张学锋老师的硕士生导师与谷川先生交好，谷川先生曾经问起故交近况：“孟老师现如今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能吃得上肉吗？” 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谷川先生笑道：“那就行了，衣食住都能保障，而且能够在想吃肉的时候得到满足 那还需要追求什么呢？这时候就需要精神层面的提高。”听完谷川先生的一番话，张学锋老师醍醐灌顶，逐渐放下之前争强好胜之心。在谷川先生身上，张老师看到了一个学者生命力的旺盛。谷川先生四十来岁因为骨癌失去了一条腿，七十来岁的时候因为肺癌，一半肺叶被切除，八十来岁的时候剩下的一半肺严重纤维化。虽然身体状况极度不佳，谷川先生却拄着拐杖来中国进行考察，定期参加学术研讨会，临去世前还在积极组织各种研究班考察中国从古至今的农村问题。张学锋老师专门提到了谷川先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学习读书就像挖水井，要想水井挖得深，口子开得一定要大。”   

最后，张学锋老师提到了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主审官砺波护，认为砺波先生为自己的学业提供了最大的帮助。砺波先生的特长在于以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为基础，大量运用日本史料和欧美研究成果，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张学锋老师与部分到场师生合影   

在众多老师的帮助之下，张学锋老师顺利完成在日本的学业。自从踏上留学之路的那一刻，张学锋老师就忘记了之前的所有，从零开始，重新开始。日本的八年博士生涯带给张学锋老师巨大的改变，三位老师虽然没有帮助学生开过题，也没有为学生举行过预答辩，更没有为学生改过论文（也可以认为京都大学的教授对自己招的学生充分放心，也可以说博士生的厌学完全在个人），却言传身教地影响着张学锋老师的学术生命。   

三、博士论文的选题    

张学锋老师博士论文进行的是魏晋租调制研究，租（土地收益税）和调（家庭资产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对民众的主要征税项目。在博士论文选定之处，张老师的论文选题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为魏晋租调制研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传统课题，然终因时代久远，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聚讼之府。既有成果多基于纯人文学科的文献解读，很少关注现实生产过程，结论往往有悖情理。张学锋老师从土地的生产性与劳动者的生产率出发，关注农业生产与家庭副业的生产过程，在中古历史的大背景下，综合运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这一问题展开新的探讨。   

面对众多的质疑和反对，张学锋老师继续魏晋租调制研究的信心来自于走马楼简牍的发掘。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了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数量大约有10余万片，多达200余万字，这批简犊包括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上有三国吴嘉禾元年(232)至嘉禾六年(237)的年号。其内容可大致分为经济券、司法文书、民籍、账簿及名刺、官刺等类。由于考古专业出身，张学锋老师关注到这批出土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来希望通过租调制对前人研究进行整理，站到研究最前沿，二来打算将走马楼简牍作为之后学术研究的重点。   

张学锋老师的博士论文分七章，主要内容先后发表在《史林》（京都）、《东洋史研究》（京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史研究》（北京）、《中国史研究》（大邱）、《江海学刊》（南京）等学术期刊，基本观点获得了中外学界的认可。谈及论文发表经验，张学锋老师告诫大家不要做“无用功”。当前博士生发表论文压力较大，发表论文的内容尽量和学位论文选题保持一致，这样做可以集中精力完善某一领域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完成论文发表任务，另一方面可以充实学位论文内容。   

学术午餐会临近尾声之际，张学锋老师分享了自己的三条原则：第一，不参与别人主编的书，自己也不主编书；第二，不申请纵向课题，鉴于学科特点可以申请横向课题；第三，不参加任何评奖活动，但学生给的任何奖励都欣然接受。作为一个“望六之年，临退之人”的学者，张学锋老师开始给自己“做减法”，抛却诸多烦扰之后，张老师继续有原则地继续着自己的学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