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3日，pg电子直营-电子博彩导航 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九季第4期(总第134期)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pg电子直营 紫金楼311举行。本次学术午餐会的主讲嘉宾为华中师范大学pg电子直营 黄月琴教授，讲座主题为《行动传播研究：忍不住的“关怀”》。胡翼青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并向黄月琴老师赠送了第一至第四季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文集。来自院内外的众多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胡翼青老师向黄月琴老师赠送博士之家论文集

一、环境风险运动：中国式集体行动

黄月琴老师首先分享了她博士论文的缘起和主要内容。她的博士论文意在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考察国内2007-2009年发生的系列反PX事件的传播实践过程，具体包括厦门PX风波及公众座谈会，漳州PX项目落地，成都反石化事件以及广州南沙石化论争与迁建共四个过程性事件。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是体制外的表达和抗争活动，必然与权力和建制相摩擦，但是公众的环境风险表达具有民本和民生意义上的道德优先性和正当性，因此这些事件具有多重话语张力和意义探究空间。黄月琴老师对其中各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知识分子等）如何展开自己的行动，大众媒介如何自处其中进行了深描，重点关注各类媒体的建构展现了何种话语实践，体现了什么样的话语特征，这种话语建构的策略和逻辑机制是什么；政府、公众行动以及媒介实践如何关联互动，媒介话语包含了什么样的观念冲突和意义竞争等。在研究方法上，以媒介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文本生产的具体语境和社会过程，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和深度访谈等经验性研究方法，注重在文本和实践之间形成“阐述的循环”。

    黄月琴老师还分享了访谈中的一些经历，并指出当时的新闻生产语境和具体的权力关系场域对事件发展走向的影响。她认为应该建立不同事件之间的意义关联性，比如厦门PX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关于它的媒介文本也最丰富，但是PX项目的漳州迁建落地事件是作为厦门事件的延续而存在的，这个完整链条才真正反映出中国社会权力的运作，“最不被关心的可能是最真实的”。在论文的后续发表中，黄月琴老师将“承认政治”的理论资源引入阐述这些事件，认为环境风险运动实际包含了双重“承认政治”，一个是对话语权力、表达权力的承认，另一个是对风险分配正义的承认。

黄月琴老师和到场师生分享研究经验

二、行动传播研究

黄月琴老师接着从卜卫的论文《“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出发，阐述了行动传播研究的目标、范畴和领域。行动传播研究是“探讨利用传播手段发展行动以推动社会公正的学术领域”，不仅包括第一者视角的研究，即研究者参与行动的研究，也包括第三者视角的研究，即研究者对已有和正在进行的边缘群体传播行动的研究，还包括研究者为促进社会中的某种不公正得到解决而进行的应用传播学研究，以及为倡导行动而做的研究。（卜卫，2014）黄月琴老师认为博士论文是她参与行动传播研究的起点，属于第三者视角的研究。毕业以后，她又陆续做了两个相关研究，一个是自闭症儿童的社会发展研究，关注的是媒介赋权问题；另一个是关于MeToo行动的研究，重点关注在新的技术传播环境中集体行动形式的变迁。

毕业以后，黄月琴老师的研究兴趣逐渐游离到其他研究领域，但是还是忍不住关注行动传播研究领域。社会行动或者集体行动研究的魅力在于它的核心问题聚焦于权力问题，由此可以链接到媒介社会学的广阔空间。新闻传播学者关心这些问题，也许是源于“记录的冲动”和对媒介现实的批判性关怀。关注现实，关注文本表意和话语实践的过程，将事件描述出来，概念和理论可能就会浮现出来。经验性研究对于初学者是很好的学术入门路径，而且现实总是有无穷无尽的论题可以去发现和讨论。比如技术与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行动者除了人以外，还有制度行动者和技术行动者。举例说，微信朋友圈设置的可见时间有三天可见、一个月可见和一年可见，其实规则设置者并没有深思，但就是这样的时间设置规则在确确实实支配着我们的话语型态，型塑着我们的话语实践。因此在今天，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行动者网络不仅仅包括人，还有技术、制度这些非人因素，甚至是一段程序这样的虚拟行动者。

三、互动环节

黄月琴老师与到场师生合影

Q1：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些敏感的问题，怎么样在研究过程中规避或转换呢？

A1: 首先我们还是要忠于学者的立场，只要是有价值的问题或现象，还是可以先真实地描述还原出来，做完以后再考虑规避或转换的问题。过度自我审查有时候会有放大后果的想象，导致错失或放弃了本来很有价值的研究。在学术共同体中，这些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容纳空间的。

Q2: 在做博士论文时，导师提供了什么帮助？

A2: 导师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和切切实实的支持。不仅在研究上提供了很多指导意见，还在研究经费、调研活动的展开以及生活各方面给予了我很多支持。

Q3: 当时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动员过程？是自觉的，还是有背后的力量在支配着比如房产商或是意见领袖？您觉得老百姓他们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吗？他们是理性的吗？

A3: 就我的研究案例来说，我认为他们是自觉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在表达上也是非常克制的，他们基本遵从理性并了解其中的风险。当然这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比如媒体曾对厦门事件的动员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还仔细地还原了公众行动者，南方周末最后给他们的评语是“理性和勇气兼具”。当然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也许他们无法避免被企业或其他力量利用，但是他们专注的是自己的目标和利益的达成。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或者不理性。

Q4: 请问老师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事件的意见领袖，并且赢得他们的信任进行访谈的呢？

A4: 通过各种手段去取得联系。比如通过上网搜索他们的资料，通过别人介绍，通过电子邮件取得联系等等。有些媒体记者当时有写手记或博客的习惯，因此也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信息。环境风险抗争的行动者尤其是意见领袖一般都是愿意跟你交流的，给的资料也超过我的预期，他们也很愿意介绍各种各样的人给你。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因为通常有公共的关怀，是愿意给你帮助的。但某些案例中的非政府组织反而是不太好接近的，这和当时的具体议题和地方权力结构有关系。访谈这个事情是要去做去行动才知道会找到什么。

Q5: 刚才老师提到当时反石化行动者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和BBS，并呈现无中心的特性，今天比如MeToo运动，他们也是通过网络来连结，而网络的无中心特征也使得运动呈现无中心性，请问老师这两个间隔了十年的运动之间有区别吗？如果有的话，这样的区别会是由技术带来的吗？

A5: 有一定区别。技术确实是对行动者进行了形塑，比如手机短信是病毒式营销，扩散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而今天的微博就有所不同了，是挑起公共话题更好的手段。在MeToo运动中，曝光手段用得最多的就是在微博上发帖子，大家还是更加认同微博的传播效力，我们可以以此来分析它的技术特性。

Q6: 刚才老师提到行动者网络的非人行动者的概念。在像MeToo这样的事件当中怎么样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它的行动者包括了哪些行动者，如何从物，技术作为主体的视角去描述它们的经验？

A6: 物的实践在今天是非常核心的问题。人的传播活动的展开越来越依赖物质性实践。在今天删帖子是非常常见的，但在我做博士论文时还不太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今天的技术行动者更主动了，更加积极的去干预网络化的传播活动，也更加主动参与到行动者网络之中了。MeToo运动到现在留存的帖子已经非常少了。网络平台变成越来越显著的行动者，它可以左右一个话题，控制它可以发酵到什么程度。可以观察到国家、资本和媒介技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非常显著的网络化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