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7日，pg电子直营
“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三季第9期（总第59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午餐会邀请到的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闫岩博士，闫岩博士为到场师生介绍了她的博士论文《基于灾难报道的同情性反应：感知无辜程度、感知临近性和感知严重性的影响》，并分享了她在美国的求学经历。本次午餐会由温乃楠副教授主持。
温乃楠副教授开场介绍了主讲嘉宾的学术背景：闫岩博士就读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武汉大学任教。闫岩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媒介效果、媒介心理、新媒体以及危机传播。代表性研究有：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媒介报道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模式；微观视觉传播效果研究（包括性别、暴力、体育、政治、美学等本土构建和全球流动）；青少年新媒体使用与传播。温老师称赞闫岩博士是位非常高产的年轻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发表于Communication Research，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期刊，另著有《数字原住民的聚合与分化》等书。讲座开始之前，温乃楠副教授将第一期和第二期学术午餐会的合辑赠予了闫岩博士。 研究缘起：亲身经历和个人兴趣
闫岩博士首先向大家说明了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缘起：其一是个人经历；其二是对“劝服研究”感兴趣；其三是在量化研究当中，“情绪性反应（Emotional Response）”一直都是一个难点。
谈到个人经历，闫岩博士结合自己在塔城读书时亲身遭遇的一场龙卷风（卡特里娜飓风）说到：“我们经常会经历一些灾难叙事，所以我会在这个过程中考虑一个问题：即人们一直认为公民社会的基础是要每个人理性地考虑事情，但是为什么人们会抑制不住同情？这种同情心的产生会带来哪些行为？什么时候同情会是一个好的行为？如果媒体通过有意识的报道去操纵你，它会不会有意识的激发你的这种同情心？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缘起。”
什么样的信息是有效劝服的呢？闫老师谈到第二个研究缘起。她从大家比较熟悉的霍夫兰研究说起，认为二战时期的劝服研究主要局限于认知层面，后来慢慢走向另一个转向，即针对人类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弱点进行劝服。
闫岩博士随之引出了她的第三个研究缘起——对情绪性反应机制的研究。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她首先向大家普及了人类心理认知结构的基本架构：外界信息通过听觉、视觉、味觉、触觉等感知系统转化成神经冲动，沿着特定的神经首先抵达丘脑。之后会分成两个路径，第一个途径是直接传递到杏仁体，另一个途径是进入大脑皮质。杏仁体是大脑当中主司情绪性反应的地方，包括生气、喜悦、激动等。大脑皮质则负责对神经信号做出认知性反应，包括信息内容的辨识、阐释、理解、应对等。由于路径一的传递速度要远远快于路径二的传递速度，因此情绪性反应会预置认知反应。同时，杏仁体和皮质是相互联通的，认知反应也会影响情绪性反应。
闫岩博士谈到，长期以来，情绪性反应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难点，而我愿意把博士论文放在研究灾难性报道当中，研究人们同情性反应为什么产生及其相关影响机制。
研究框架、研究假设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谈及研究框架，闫岩博士向大家介绍了Martha Nussbaum的同情理论：该理论认为同情是当人们意识到他人遭遇灾难时产生的痛苦情感，主要包括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riousness）、感知无辜性（perceived innocence）和感知临近性（perceived proximity）三个具体概念。
关于“感知无辜性”，闫岩博士认为同情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反应，还隐含了基于认知评估的道德维度。闫岩博士援引美国社会对强奸案受害者的研究解释到：人们的同情心会被一些认知弱点所左右。比如有些人会认为个别强奸案受害者穿得又少又露，遇害是自找的，从而降低同情。另外，闫岩博士列举了无辜性的两个因素：“Inculpability（受难者须无罪受难）”和“Controllability（受难者须无力自救）”。她谈到：“有一类关于疾病病患的研究表明，先天性失明、癌症、老年痴呆症、心脏病等疾病患者，人们会因为受害者无力控制它，觉得更值得同情。而吸毒导致的一些相应的疾病，艾滋病等等，人们会认为不那么值得同情。”此外，闫岩博士还介绍了Moller提出的“感知无辜性等级（the hierarchy of the innocence）”，即在同等程度下，人们对受害者的感知无辜程度，由高到低排布分别为：婴儿——12岁以下的小孩——怀孕的妇女——青少年的女孩——老年女人——其它的女人——青少年的男孩——最后是成年男性。在对一系列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基础上，闫岩博士根据人们感知无辜性的变量提出了问题和假设—— H1a: Children and senior victims will be perceived as more innocent than adult victims. H1b: Female victims will be perceived as more innocent than male victims. RQ1: How are the victims’ age and gender related to compassion? |
关于“感知临近性”，闫岩博士列举了两个相关概念：Similarity（临近性）和Proximity（接近性）。她认为：受难者越像自己，越容易爱人如己。她举例道：虽然说矿难遇害者和电梯吃人事件的受害者都非常值得同情，但是人们会更同情后者，因为电梯吃人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会更大。此外，闫岩博士还认为：同情性反应是一种出于进化需要的本能。在进化过程中，那些更容易体会到他者处于不幸状态的族群，会更有可能帮助他的血缘相关者，从而保证这个种族的繁衍。因此，人们会对亲人、朋友以及伙伴予以更多的共情性反应。同样，闫岩博士对人们感知临近性的变量也提出了问题和假设——
H2a: Individual compassion will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articipants’ perceived proximity toward the victims. That is, the greater perceived proximity, the higher the compassion. H2b: Participants’ perceived proximity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similarity. That is, victims of Hurricane Katrina would be perceived as more proximate than victims of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RQ2: How is cultural similarity related to compassion? |
关于人们“感知严重性”的变量，闫岩博士因时间关系没有给出详细展开，不过她向大家展示了自己该部分的问题与假设——
H3: Perceived seriousness will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severity of the suffering. That is, the greater the physical severity, the higher perceived seriousness. H3a: Individual compassion will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ceived seriousness of suffering. That is, the greater perceived seriousness, the higher the compassion. H3b: Individual compassion will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severity of the suffering. That is, the greater the physical severity, the higher the compassion. |
研究方法与结果呈现
在论文的研究方法上，闫岩博士设计了两组控制实验。第一组实验是一个3×2的Factorial Design（因子设计），包括Age（children, adult, senior）和Gender（male vs. female）等因子分析。第二组实验是在第一组实验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3×2的Factorial Design（析因设计），包括Physical Severity（dead，injured，survived）和Cultural Similarity（high vs. low）。闫岩博士同阿拉巴马州电视台合作，采用了全美关于阿拉巴马州龙卷风期间的新闻报道数据库，并招募了当地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给他们每人观看100幅图片。图片中包含了各种受害严重程度的小孩、成年人和老人和不同性别的受害人照片，让研究对象做了一系列关于无辜程度、临近性和严重性的感知测试。每组测试包括多个量表，让研究对象描述看到图片时经历的情绪性反应。 闫岩博士坦言，每一组测试都招募了180个人，男女比例均衡，这些研究对象大部分都是白种人，而且92.4%的研究对象都经历过灾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对象的同质性，但也使得这些因素只能成为Covariates（协变量）而不是独立变量被测量，造成研究的一个缺陷。
呈现研究结论时，闫岩博士声称自己的研究没有出现显著的Interaction来证明人们生活的复杂环境会对个体的同情性反应有影响，而是得出一条非常规整的，不分年龄、种族和阶层的曲线。闫岩博士逐一展示了她的研究结果。
根据第一组实验得出结果（如下图所示）：1、在感知无辜程度方面（红线），人们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灾难受害者的同情反应是不同的。其中，被试者认为孩子是最值得同情的，其次是老年人和成年人；2、被试者对男性社会能力的期待跨域年龄；3、拟合计算之后，感知无辜程度曲线与同情性反应曲线最为吻合。
根据第二组实验得出结果（如下图所示）：1、在感知临近性方面（红线），被试者（美国学生）会认为美国人更近，亚洲人更远；2、在感知严重性方面（绿线），被试者对于死亡的同情反应超越了种族：面对不同种族和不同面孔，被试者会认为死者都是最值得同情的；3、高度相似的三条感知曲线展现出典型的族群内部认同特征：在每一个族群内部，死者是最值得同情的，然后是受伤者和获救者。
结果展示之后展示，闫岩博士简述了自己对两组试验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通过对第一组实验所得数据的回归分析，闫岩博士发现：1、当下刺激效果较为显著，验证了同情是一种即时反应；2、被试者的个体差异在特定情形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容易被其他因素冲淡；3、感知无辜程度是最为明显的影响因素；4、Daily news exposure效果甚微，即人们对日常媒介消费的情况，其影响是极少的。在对第二组实验所得数据的回归分析中，闫岩博士发现：感知严重性和感知临近性具有显著的排他性影响。
最后，闫岩博士通过一张图向大家说明：同情性反应其实是经过一个认知过程中介的行为。图片中受害者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影响到人们的感知无辜性，就不会直接引发同情性反应。即所有的感知因素影响都是中介性效果。
关于感知无辜性的结论：一是研究将同情性反应同Anger（愤怒）、Fear（恐惧）、Excitement（兴奋）等基因基础上的情感反应区分开；二是对于Innocence（无辜性）的判断，包含了一个道德维度的评价，这就将同情性反应与其它的情感性反应，比如说Empathy（共情）和Pity（怜悯）分别开；三是对于那些影响人们感知无辜程度的要素来说，受害者年龄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而受害者性别是通过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来起作用。 关于感知临近性的结论：感知临近性在对同情性反应的影响上是最弱的，但是它确认了文化的相近性在人们同情性反应中的作用。
关于感知严重性的结论：同情性反应是人们对感知严重程度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严重程度的反应。另外，同感知无辜性、感知临近性相比，感知严重性既是人类自然的反应，也会受到社会建构的影响。
论文分享到最后，闫岩博士坦言了研究在样本选择和实验操作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并在大家的掌声中结束了自己的学术分享。
现场提问和答疑环节
主持人温乃楠副教授提问：能不能结合你的博士论文和近两年的灾难报道研究，谈一谈对新闻媒体的记者有哪些建议？闫老师认为这也是她一直思考的问题，即媒体的职责是什么？媒体究竟是要诉诸感动性的事物让人们尽可能卷入情感漩涡，还是要禀承社会责任，提供一个全景化、系统化的理性化的东西呢？她认为这要取决于媒体的目的。人是没有办法抵御内心的同情性反应的，这是一把剑一样的东西，媒体组织尽可以拿这把“剑”去操纵报道，去调动民众的同情心。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者，闫老师只希望自己的研究结果被更多人知道，当人们看到类似的信息，会知道这是被选择过的，是如何击打到人们最柔软的部分，实现劝服的目的。至于媒体如何去做，她坦言“真的控制不了”。
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邓倩讲师希望闫老师介绍一下近期对灾难性报道所做的最新研究。闫老师欣然接受，她说今年已在《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发表一篇美国媒体对于全球灾难事件报道的影响因素研究，之后决定做一个“国内版本”：她先是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找到2000年至2015年的120起重大安全事故，然后对这些安全事故的所有媒体报道进行分析，考察媒体报道的频度、跨度、框架、信源，以及媒体蓝图上对于不同灾难之间的呈现。目前得到的基本研究结论有：一是有些灾难之所以会受得特别关注，取决于它们较高的严重程度和异常性程度；二是信源的高度垄断，平均千余篇报道每篇平均1.27个信源，其中《南方都市报》的信源会相对多一点，每篇3个，《人民日报》每篇一个，《中国安全生产报》不到一个；三是框架的特殊表现形式会影响议程。已有分析表明《人民日报》比较兼顾灾难的自然属性和媒介属性，《南方都市报》主要受自然属性的影响，《安全生产报》主要是受政治属性的影响。
闫老师最后说到：“如果我足够努力的话，希望大家明年可以在某个杂志上看到它的汇报结果，谢谢大家。”一场认知心理学主题的“学术午餐”在全体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注：文章经由闫岩博士修改并审核后发布）
文/曲飞帆
校对/吴煜昊
图片/黄贺铂
